文学的生命力

中国有记史的传统，中国人有讲史的习惯。因此，从宋代的陆游那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里提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便知道，从那个时期起，“说三分”这些专讲三国故事的说书人就出现了。

于是，明代就有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而且其普及之广，以至于在民间谚语中，都涉及这部伟大的作品。

有一句谚语说:“老不看三国。”生怕人学得更加老奸巨猾。因为再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中炉火纯青的权术如此透露人性之恶。还有一条谚语说:“看三国，替古人掉泪。”似乎又怕人过多关心遥远的事，为人类仅有的善良，未免太感情用事。

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部书，像《三国演义》这样和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如此紧密联系的。我们知道，历史小说终究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然而，它对于三国时期的若干历史事件的评价，若干历史人物的判断，竟能起到超越正史的作用。曹操的一张白脸，应该说是《三国演义》给他涂上的，关羽成为尊神，香火供奉，更是《三国演义》推崇的结果。文学的潜移默化的功能，表现之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中，莫过于这部不朽之作了。所以史学家讶异它浸润正史的力量，以至于扑朔迷离，莫辨真伪。文学家则不能不佩服这部历史小说的既是历史，又是小说的弥合无缝的统一，在历史小说中，至今，它仍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自古至今，类似的演义浩若烟海，当代人写历史小说者，则更是荦荦大端。但比之《三国演义》，或是通俗敷演，拘谨而乏文采；或是向壁虚构，荒唐无足凭信；或是陈词滥调，庸俗甚至腐朽；或是泥古不化，令人不堪卒读。有的把帝王后妃写成比当代人还新潮的摩登人物，有的把起义领袖写成深谙当代游击战术的将领，有的把丑恶美化成为进步，把反动歌颂成为美行，有的把暴君写成明主，军阀写成救星，封建道德写成万世不变的纲常伦理，那老百姓自然也就写成了群氓。更有一些历史小说作家，或是跑马圈地，占山为王，把某段历史视作私家禁脔，不容他人插足；或是以史为名，变相卖春，糟蹋古人，贻笑大方；或是志大才疏，贪多求全，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至于那些充斥地摊的粗制滥造的伪劣历史小说，则是属于打假范围的事情了。所以，在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历史小说，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深入人心。现在如此，若干年以后，仍将如此，因为它是部真正的艺术品。

它不是白话小说，也不是文言小说。半文不白，自成一式。它比白话典雅，而不失平白如话的特点，它比文言浅显，可又并不艰深费解。上自满腹经纶之士，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居然雅俗共赏；从舞台至银幕，从地方戏到电视剧，搬演出来，也能老少咸宜。无论点头称是也罢，摇头非议也罢，这本书以其自身的政治、艺术价值而传世永存。

它曾被人誉为“第一才子书”，高于《庄》、《骚》、《史记》，认为“扶纲植常”、“裨益风教”而顶礼膜拜。也被人视作“野史芜秽之谈”，责之以“太实而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以及“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者，也大有人在。虽确有诸多不足之处，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千百年来由说话人、艺人和文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智慧结晶。不但有观赏价值，有娱乐价值，有消遣价值，而且有文学价值，思想价值。除此以外，还有启示意义的实用价值。《三国演义》的生命力，也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