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治国策》作者:陈本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毛泽东的浓厚“中国特色”，使得他易于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中去寻找思想借鉴的材料和依据，从二十四史中和《资治通鉴》之类的历代政治典籍中去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受此影响，毛泽东的治国理念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平均主义的伦理准则，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的政治手段。

一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的目标追求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30]由于新中国从旧中国所继承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古老的传统的东西，所以，像“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这种“古已有之”并随历史的发展日益凝固的东西， 被带到新社会中来是必然的。而且这种稳固的经济文化心态 ，也不可能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在顷刻之间发生根本变化，绝不会在一朝一夕消失殆尽。中华民族内倾型的思维方式、封闭型的文化结构，使之具有极强的同化外来文化的功能，往往把西方学术思想看成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当社会主义学说随着近代“西学”思潮被卷入中国后，人们也是以中国传统学说(这里主要指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为主体和中心，去比附、理解和介绍它的。以致社会主义学说在形式上被许多人比附为“大同说”。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解和宣传上，也常常把共产主义与大同主义混淆起来，将中国“古已有之”的“共产主义”――大同主义历史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现实生活，加以“古为今用”。特别是在以“农村道路”和“农民战争”为主要特征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强调将马列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从而“中国化”(与大同主义相联系)和“大众化”(与平均主义相联系)的结果，又助长了大同主义“古为今用”倾向，这些无疑成了后来人民公社之“共产风”的潜在思想基因。毛泽东对战争年代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实行的“共产主义”生活是十分赞赏和留恋的。如毛泽东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不是靠发薪水取得胜利的，而是靠政治挂帅和供给制取得胜利的。靠供给制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因此，他主张把过去在农村革命中实行的“共产主义”生活的成功经验很好地加以应用。[31]

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的试验，显然是与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群众传统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心理背景相适应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的社会理想和试验，而随着新中国现实条件的进一步优化，国民对这种理想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毛泽东曾说过: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我们在成都会议上没有料到的。毛泽东还曾说过:“中国有一名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他也主张“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1958年12月，毛泽东曾写批语向干部推荐《三国志？张鲁传》，对汉末农民起义搞“吃饭不要钱”的“共产”生活和平均主义思想表示赞赏。[32]他认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理想和尝试，对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治国理念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提到“大同”理想和“大同境域”，并为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实现“大同”的道路而叹惜。以上表明，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主义理想生活试验的间接经验，还是革命战争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实践的直接经验，都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消弥的印记，构成了他的现代共产生活尝试的潜在思想基础。而这种潜在的东西能否在一定的条件下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这种经验的现实合理性的判断。

事实上，毛泽东不是认为这些经验已经过时，而是认为它在现有条件下更加切实可行。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大同书》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就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作为这种看法的证据，就是“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积极作用和成功经验。因此，顺着这种逻辑思维推论，在党拥有了全国政权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成功经验的进一步推广应用，亦必当产生更加巨大的成就，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心路可以说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从“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经由供给制的“战时共产主义”，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共产风”，“大同——共产主义”构成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