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怨气也越来越大，这时她倒有点怀念起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了。看来，不是亲生的，毕竟不可靠啊！

没多久，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何况，光绪是否生有大病，本身就是个谜。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外国公使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在戊戌政变之后，他们的兵舰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

慈禧太后得报后，既不满又不屑的对奕劻等军机大臣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涉？何况外国的医生也不配给皇上看病。”但说归说，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慈禧太后最后还是邀请了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最后医生的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而据江苏巡抚推荐的名医陈莲舫的叙述，他在给光绪诊病的时候，慈禧太后与光绪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个几凳。当时的光绪脸色苍白，面有倦容，头似发热，喉间有疮，形容瘦弱，鼻如鹰钩，颇像一外国人。慈禧太后则威仪严整，一看就知道是权力在握。表面上看起来，慈禧太后对光绪的病情很是关心，病情都由太后来代述，光绪只在旁边点点头或者说一二个字来证实一下。陈莲舫诊断后的结论是光绪患有隐疾，但尚无性命之忧。

慈禧太后命各地督抚延请名医借为光绪治病，实际上是有废帝之意，以暗示各省督抚赞同其意见。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大笑道：“香涛（张之洞的字）这个人哪，遇到小事勇气十足，碰见大事就胆怯退缩，算了，先让他自保吧，将来也许他还有大用处。我反正是老朽了，没什么可怕的。”于是刘坤一便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并公然要求保护皇上。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八十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想跟在徐桐的后面邀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因此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

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