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7年2月，布哈林在被捕前悲愤欲绝地写了一封《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绝命信，请求他的妻子把这封信熟背记住。布哈林相信他的不白之冤在将来一定会被洗清。他在信中高呼：“我向你们，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你们的历史使命是有责任去解开一团可怕的各种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些罪行日益猖獗，象火焰一样燃烧，摧毁着党。”

布哈林是有远见的，他的坚定的信念使他相信，这团乱麻将来一定会被解开。但不知他是否预想到，这团乱麻的解开是多么的不容易。

1956年2月，离布哈林的绝命信整整19年之后，在斯大林逝世后三年，作为“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为解开这四乱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可惜的是，并没有把这四乱麻完全解开。

赫鲁晓夫严厉地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残杀无辜、大搞恐怖活动的罪行。在当时的确起了震聋发聘的作用。这个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赫鲁晓夫做得不彻底，他的揭露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他对大清洗本身的揭露是不彻底的，三次莫斯科审判没有触及，20年代反对派的问题没有动，这样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等都依然是反革命恐怖分子、间谍特务，更不用说托洛茨基了。这样一来，大清洗中的主要案子没有推倒，尽管也平反了许多冤案，毕竟还是留下了个大口子。这样就不可能把问题彻底弄清。因为，给人的印象必然是：斯大林的清洗还是肃清了不少真正的反革命，其错误在于“肃反扩大化”。同时，不给20年代反对派首领们彻底平反，不仅大清洗的实质会被歪曲，而且也势必影响对20—30年代整个历史真相的恢复，对这一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农业集体化、工业化、意识形态争论、党内斗争等）的正确评估。

第二，赫鲁晓夫把大清洗的原因归咎于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把个人迷信的产生又主要归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毫无疑问，大清洗同个人迷信是分不开的。但是，不管是大清洗，还是个人迷信，都不能单从斯大林的个性上找原因。这里面还有深刻得多的原因，那就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不触及体制，只从斯大林个性上找原因，这样的揭露和批判是很肤浅的，因而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