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30年代的大清洗也绝不是一般所说的“肃反运动”，不是在实际生活中发现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需要发动一场运动去肃清他们，而在这过程中发生了偏差。当然，关于30年代的大清洗，在苏联也是刚刚开始揭开内幕，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比较清楚的，即无论是基洛夫的被暗杀，还是以后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都是有明确的预定目标的，那就是要彻底消灭潜在的对手和反对派。大清洗中的无数冤假错案，并不是简单地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而是有意制造出来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现在知道，对许多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对许多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工作者和军人、对科学家和文化人士的政治控制和镇压措施，是精心策划的伪造的结果。”

至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清洗，当时虽然已经没有2O—3O年代的党内反对派，但也绝不是一般的“肃反运动”。这时期主要是两大案件，一是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被害的是当时身居要职并有上升趋势的很有威信又很有主见的干部。这样的干部要被剪除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另一起所谓“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则是一件典型的诬陷案。

只有这样理解“大清洗”的实质，才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也才可能比较实事求是地吸取教训。这里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学者们去认真地研究。但首要的是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就要求敢于抛弃不符合实际的旧观念、旧概念、旧的习惯看法。要根据客观实际去思考，去分析，去得出必要的理论结论和经验教训。这里一不要掩盖真相，而要揭露真相；二要抛弃旧的观念，建立符合实际的新观念。在苏联，当前“公开性”的执行往往和“新思维”的推行分不开，就不是偶然的了。

围绕着“大清洗”的问题，苏联报刊发表不少文章进行分析。虽然也只是刚刚开始，但有些新的看法已很值得引起注意。譬如，莫斯科大学的布坚科教授在1988年第9期《莫斯科新闻》上撰文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过去只把这种问题看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人。可是这样就很难解释苏联尖锐的党内斗争，难道都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苏联的大清洗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似乎很难说得通。布坚科教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领袖地位和夺权斗争问题作了一些分析。当然这个问题还刚提出，很多方面还需要讨论研究。不见得这个说法就能解释许多问题。然而，重要的是，敢于打破旧的框框，真正面向实际，大胆探索，并努力根据客观实际提出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