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犹太裔德国汉学家舒衡哲的观点，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他说：“我们常常说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日本兵杀害了中国南京30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抽象化了。”在他看来，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很触目惊心，但以这种概括的方式去总结历史，大屠杀真正意义反而在数字的抽象中被淹没

幸存者口述史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事件发生，中国政府在45年后重新面对南京大屠杀。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开广泛调查，让亲历者回忆，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证实南京大屠杀。

在此之前，即使是许多专门学习中国现代史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963年就读于“南大”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说:“当时现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国史。”所以隶属民国史的“南京大屠杀”也就不见踪影。

历史学家张连红还记得，1984年发放给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简单，薄薄几张纸，就是让亲历过屠杀的市民填上家里有几口人遇害，以及所目击的日军暴行，“当时发现了1700多名幸存者，主要用于反驳日本右翼教科书”。

虽然是以市民的口头回忆的方式，但是没有死者名单，没有苦难经历的具体访谈，更没有战前战后的生活史对照，“关键是没有任何细节，缺乏感人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连红做幸存者的口述历史之前，只有少数个人做过幸存者采访。1985年，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采访过100多名幸存者，徐志耕回忆当时的采访，充满了艰难:“大屠杀纪念馆整理的小册子上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200多字。”他最后联系采访了100多名幸存者，回忆当年的采访，“每天采访一两个人，充满了激情也充满气愤”。那些故事，他觉得非常惨烈。

可是徐的采访采用了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形式，许多记录缺乏历史学价值，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所采访的100多人，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死亡。1995年张纯如虽然只采访了10人，但因为有录像佐证，相比之下，学术价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开始拆迁老城区，不少幸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张连红就在这阶段才进入口述史的采集。不仅幸存者越来越少，而且还要纠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许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愿意讲述经历而被忽略。张连红就偶然发现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是他在采访另一名幸存者时碰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