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阅读提示

●毛泽东最早读马列著作的时间是1920年，读的第一本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延安时期，毛泽东读列宁的著作最多，下功夫也最深。他说过:“列宁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读书实践实现了这个诺言。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他读过的书本，又高于他读过的书本；他不仅能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因而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毛泽东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从读书的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读书的一生。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学习型社会，号召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吗？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若论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早在少年读私塾时，就读了《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普及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学著作。从此，他一生读书未断，甚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乃至极其艰苦的长征岁月里，都没有间断过读书。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集中读书比较多的时期。这是因为:

第一，从外在的客观环境方面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

第二，从党的事业需要方面说，虽然遵义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先是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路线，以后又纠正了其政治路线，但“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得到肃清。随着抗战的爆发，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担子非常繁重，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两国三方”异常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不对过去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广大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要使革命事业开辟一个崭新局面，夺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当时尽管还未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但自遵义会议后他事实上已成为党的集体领导的核心。因此，历史的使命感驱使他多读书，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

第三，从个人的自励方面说，过去“左”倾错误领导对他的鄙薄、讥讽，促使他要如饥似渴地读书。在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左”倾领导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在遵义会议上“左”倾错误领导的拥护者还讥讽他打仗并不高明，只会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去打，不懂得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这段经历逼使他“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所以在这个时期他读的书很多，也写了很多著作。他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周恩来从重庆购买各类书籍。他个人的藏书也多起来了。直至1947年撤退延安时，他将别的许多东西都丢下，带着大部分书转战奔波，最后搬到了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到“文革”前，他个人的藏书已有几万册，形成了一个能基本满足他读书需要的藏书室。他读的书摆的到处都是，有的同志可能参观过，影视里也有表现，连他睡的床上堆的都是书。他外出视察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在杭州、上海、武汉、成都、庐山、包括广州的图书馆，都有他借书的记载。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编者还附了一个他在1959年10月外出带的书的书目，总计有80多种达几百本之多，相当于一个小图书馆。

晚年毛泽东，身体不好，视力减退，不能看书了，就请人帮他念读，或用放大镜看着读。据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在临终时还手不释卷。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平时喜欢读的《容斋随笔》。

这是南宋文学家洪迈，历时数十年博览群书，随笔所记录的读书心得。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的9月8日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还读了7分钟。这就是说，他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其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他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59天”。他以自己的读书实践实现了这个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