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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峥：您和少奇同志结婚是在1948年8月21日。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王光美：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其实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就要吸收我入党。那时青年学生靠拢共产党的要成为党员并不难，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很少，看了一些有关党的书籍，包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觉得我还不符合条件。
到了延安，我申请入党，这时反而难了，说要经过北平市委调查我的家庭情况，这就拖下来了。这时到了西柏坡，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又要同少奇同志结婚，如果不是共产党员，那算怎么回事呀？所以我向少奇提出这个要求。但这事我没有同我的党支部说，因为一说反而复杂了，好像我要拿入党作为交换条件似的。
过了一段，党支部通知我，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我连忙给少奇写了一封便信，告诉他这件事。信是托王炳南同志开会时带去的，我不好意思老往少奇那儿跑。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孙少礼、赖祖烈两位同志，他们都是我在军调部时就认识的，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外事组的同志们知道我要结婚，热情地为我张罗。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大家一定要我唱歌，我只好站起来唱了个德国歌，唱到半截忘词儿了，章文晋同志接着唱下去了。同志们还给我买了两件衬衫。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待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主要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子褥子。当时我下乡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是红缎子被面。老乡们感到稀罕，老摸我的被子。我觉得这样可能脱离群众，就托人把红缎子被面拿到瓦窑堡的集市上卖了，用卖得的钱买了红枣、猪肉等东西，回来煮了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红枣炖肉”，同志们一起会了一次餐。这以后，我的被子和褥子就都是白里白面的了。
刘少奇、王光美在西柏坡的住处。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大家觉得是搞外事的，有点洋知识，就说结婚应该有蛋糕。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黄峥：我听到许多老同志说，您和少奇同志结婚以后，对他的帮助很大。因为这以前很长时间少奇同志的身体一直不好，胃病经常复发，生活没人照顾，对工作很有影响。后来有您照顾，就好多了。
王光美：少奇的胃病，是他当年在北京和莫斯科勤工俭学时生活艰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留下的病根。他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到西柏坡后，胃病经常犯，平时老用一个热水袋捂着肚子，有时疼得满头大汗，无法工作。由于吃不下饭，消化吸收不好，身体十分消瘦。毛主席知道后还专门从陕北给他打来电报，要他“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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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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