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初起,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一些探险家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与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学问被称为吐鲁番学。目前,学界所言“吐鲁番学”的研究范围,已包括整个新疆以及中亚出土的文献。甚至可以说,吐鲁番学是西域学、丝绸之路学的同义词。

吐鲁番学的兴起与吐鲁番出土文献紧密相连。吐鲁番出土文献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文献。首先,吐鲁番文献的发掘早于敦煌文献。从1898年开始,俄国探险队在吐鲁番古寺庙遗址劫走古写本经卷,后来,德、英、日等国学者也来此带走了大批汉文和民族文字的写本文书;而敦煌文献的大量发现是在1900年左右;其次,吐鲁番文献的时代上限与下限都超过敦煌文献,绵延的时间更长。在吐鲁番文献中,最早者为吐峪沟寺庙遗址所出写有“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残卷(现藏日本),最晚者是元代的文书,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善斌卖身契》三种。整个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国至高昌国和唐前期的文献为主，而敦煌文献中出土的纪年最早的社会文书是《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现藏伦敦,编号为S.113)。另外,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容上比敦煌文献更加丰富多彩,因为它能补充敦煌文献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的不足,同时还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它在这一方面的价值可能相同于或者高于敦煌文献。

吐鲁番地区早期的居民是车师人。公元317年,汉人张轨在吐鲁番正式设立郡县,行政同中原划一。之后,吐鲁番地区又先后接受过前凉、前秦、后凉、段氏北凉、西凉、沮渠氏北凉、阚爽政权、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统治。公元460年,柔然攻灭北凉残余政权，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从此进入高昌王国时期。高昌国前后经过九代十王，直到唐朝建立西州，延续至公元8世纪末，一直是由汉族官员在这里进行着有效的治理，因而出现了大批用汉文书写的官私文书。公元840年，回鹘人进入吐鲁番，高昌回鹘自唐代后期创建，以高昌和北庭为活动中心，在东部天山立国400多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佛教摩尼教回鹘文化。以吐鲁番为代表的西域地区，是人类四大文明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汇聚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古代宗教最为活跃的地方。因而，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非汉文文献，包括梵、佉卢、粟特、突厥、于阗、龟兹、焉耆、波斯、叙利亚、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民族的文字与文献。它们同汉文文书一样，是人类不同种类的文明在吐鲁番留下的鲜活见证。

吐鲁番出土文书保留了大量的民间私契、书信、诉状，以及基层官吏、官兵、官府往来的行政、经济、军事文书、案卷、户籍、账簿，还有儒、道、佛以及其他宗教经典，其数量要超过敦煌藏经洞所出同时期的社会世俗文书，因而可以更加生动地再现世俗文化；这些文书大多是千年以前的写本，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真实可信，甚至可以用来校勘传世文献,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是千余年来丝绸之路上各族人民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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