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虽不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中国人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

五四以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开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在：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运动和思潮继续向前发展；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和崇尚开始贯穿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再没有人敢公开非难和反对民主与科学。

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并非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就以赞赏的态度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说它有中国传说中的“三代政治”之“遗意”。洋务运动期间，介绍西方议会政治、民主政治的著作逐渐增多，同时人们也已认识到学习西方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的必要，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不仅着力宣传过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而且也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行过提倡和介绍。特别是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在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后，由于辛亥革命的作用，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虽不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人才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把民主与科学作为一种实现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工具或手段追求的。如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之所以要求变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能使上下相通，君民不隔，这是西方所以富强的根本原因；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则是上下不通，君民隔阂，中国所以贫弱的根本原因也就在此。因此，中国要实现富强，抵御外侮，就必须改弦更张。用郑观应的话说：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之所以主张兴民权，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方富强、中国贫弱的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由，同样是清朝的封建专制使中国贫弱，而资产阶级共和国能使中国实现富强。正因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人们在接受或宣传、介绍西方的民主理论和学说时，往往有所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则是看某一理论或学说是否对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有利。这就影响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接纳。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这是西方民主思想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有人甚至说它们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在“五四”之前，却没有得到国人应有的重视，除严复、梁启超等个别人外，几乎没有其他思想家宣传、介绍过。因为这些思想家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这一目的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自由，他们（如孙中山）甚至要求限制个人的自由。就是严复和梁启超，他们在宣传、介绍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往往从国家富强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对其内容进行过修正。

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观念或基本价值加以追求和崇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向国人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生动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明确表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只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样，民主与科学就成了五四新文化的两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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