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的。直到整整五年后，鲁迅才发表文章谈到它（《〈阿Q正传〉的成因》）。此后，隔了十三年，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应剧本改编者的公开要求，才不得不在报纸上提及这篇小说。

看来，鲁迅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 。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没有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

所以，他未能如近来一些作家，拿到版税，马上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由此可见，今人也许写不过前人，但适应生活，获得更大利益的本领，要比前辈们聪明得多，也狡猾得多。因此，有些为先生抱屈，假如，他若是另一个比较随俗的鲁迅，对于声名，对于利益，也比较在意的鲁迅，按照20世纪90年代出书的一般规格，我想他至少应该做到：

小说问世的第一个月，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设茶点，供小酌，并发纪念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诸如《晨报》、《商报》、《京报》、《国闻周报》的主编、发行人，还有上海《申报》的驻京特派员，以及《朝日新闻》、《字林西报》等外报记者，发给他们新闻稿，在报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舆论攻势。

第二个月的某个星期天，在台基厂的六国饭店，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请柬印上“会后有工作餐”字样，当然，不能一只盒饭马虎了事，总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应才是。京城文化界人物，怎能不光临呢？自然是鱼贯入场，踊跃发言，鼓吹誉扬，不遗其力，这样，就在文坛造出第二波权威人物攻势。

第三个月，在沙滩的北大红楼门前，组织一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可惜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不过，鼓号队敲敲打打，镁光灯啪啪闪亮，还是可以做到。于是，购书者慷慨解囊，过路人驻足观看。到了下午，晚报就有了“读者太多，挤破了门，签名太多，手脱了臼”之类的报道，对广大市民层发出第三波群众攻势。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个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来发表声明，书被盗版（后面带三个惊叹号）……

趁热打铁，第五个月，设法与翻译家联系，尽量套瓷，拜托他们将自己作品推向外国。

……

严格地说，上述的种种包装手段，是最起码的，最小儿科的，简直不足挂齿的炒作行径。这些年来，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样弄到地动山摇的程度？如果今人当真写出来一部类似《阿Q正传》的划时代作品，落入一位炒家手里，要不闹出七级地震那样大动静，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坚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鲁迅先生，看来，亏大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他也真的这样热衷于炒作的话，怕也不是能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经得起折腾的大师了。

21世纪已经到了，如果能够把20世纪文学界的优秀传统、良好风气、革新精神、求实态度，带到新世纪去，而把那些一说起来就令人皱眉头的不雅、不洁、不妥、不像话的一切，都留在过去的旧世纪，让其成为历史，倒是个挺不错的主意。

但是，有这个可能吗？谁知道。

不过，说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读鲁迅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点清醒。（选自李国文著《中国文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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