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看到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最近，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实内幕。

康生卖力支持江青“评法批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还在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总理和叶帅发难，企图乘机扫除她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1974年1月，江青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这两次大会上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把参加大会的周总理和叶帅置于受指责地位。会后，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江青又抓住“评法批儒”的时机，到处讲话，宣称要批判“现代大儒”。一时间，“孔老二”（当时对孔子的贬称）、“现代大儒”等称谓，竟然成为恶毒诬蔑周恩来的隐语。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请教授写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书，我建议学，可能难一些，不过也没什么。江青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

会后第二天，康生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询问动员大会那位教授去了没有？康生说：“请转告他，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他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康生不仅亲自规定题目，还就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了具体说明。康生授意的这篇文章写出后，立即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她手中的“炮弹”。3月10日，江青在给中国科学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随后又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寄给该所。于是，科学院系统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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