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出身名门，却喜欢学驴叫。他死以后，生前好友前往吊唁，贵为丞相之子的曹丕提议:王粲爱学驴叫，我们大家就学驴叫来悼念他吧。于是葬礼上驴叫声一片。大家知道魏晋名士受道家影响很深，站在儒家的立场看，他们离经叛道，完全是在恶搞。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前天孔子诞辰2557周年纪念这样一个对儒家来说非常严肃的场合，也有人发出了两声怪叫。

发出怪叫的人，倒是跟曹丕一样有着令人尊敬的地位，一位是全球读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一位是某著名大学哲学院副院长。这两声怪叫分别是:建议将9月28日定为中国的“圣诞日”；建议每个人把《论语》读100遍，方法是“只读原文不管懂不懂”。

在现代大儒们的各种主张中，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对经典不用理解只管背诵。我一直认为，古代的孩子这样做，是因为私塾先生的无能。而照现在这些先生的主张，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先前还只用于教唆小孩，理由是他们年幼，强于记忆而弱于理解。如今干脆把这个辩解中最有力的理由也抛弃了，要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也就是说，明明有可以帮助理解的注释和讲解，也有理解的能力，但偏偏就要不懂；读他100遍，看看自己会不会豁然开朗。这分明是对人类知识积累的嘲弄，完全是巫婆神汉的做法。我相信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肯定是教育家孔子，否则他还杏坛设教干什么？他竟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岂不是很反动？因为思不就是试图理解吗？

联系到改圣诞节的提议，我猜想是造神思维在作怪。很显然，那些或明或暗地希望把儒教上升到宗教并成为国教的现代大儒们，拿孔子比耶稣，拿《论语》比《圣经》。在新教徒中，的确有强调诵读《圣经》原文、轻视或者不管其他阐释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世纪时教会对《圣经》的过度阐释，并由此剥夺了普通教徒阅读《圣经》的权利。于是宗教改革家如路德、加尔文等，主张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通过阅读《圣经》原文而接近上帝。这种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教会压迫，而不是针对经文讲解，不过是换了一种讲法而已。单就《圣经》原文本身，不要说普通教徒几乎无人能读希伯莱文，就连英文译本也从詹姆王版到最新国际版，新版的现代口语化程度，远非大儒们可以想象。

《论语》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如果借用新教徒对《圣经》的态度，以为强调只读原文就可以称王称圣的话，那就是一知半解的东施效颦。

如果说上述逻辑大儒们并没有明说，很可能是我的猜想的话，那么他们明确倡议的弃12月25日而9月28日为“圣诞节”，就如同以前他们建议把七夕叫“中国情人节”一样，更是毫不害臊、明目张胆的东施效颦了。

就因为西施美丽得出了名，东施就要模仿她的套路；就因为西方的情人节和圣诞节搞得很成功，大儒们就想加上“中国”二字贩卖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都会变成笑话。这一方面体现了这些学者深刻的文化自卑感，另一方面凸现了他们又功利又懒惰。

带着深刻的文化自卑感，拙劣地模仿别人的学者，却号称要振兴民族文化，这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这些人动辄要创设宗教，但他们是否研究过世界上各大宗教的起源，有哪一个不是立足于底层百姓迫切的现实需求，以极大的仁爱、极大的牺牲、极大的坚忍来完成伟业的？眼下中国百姓是否没有这些需求？这些儒学大师们是否深入地了解过、深切地体察过、深情地关怀过这些需求？对各大宗教的草根基础视而不见，而只看到其政教合一时候的风光，这是何等的可恶！

没错，这些一心要把孔子捧成耶稣、自己也好弄个教皇当当的现代大儒们，要么大言不惭地，要么明火执仗地，实践着所谓“走上层路线”的战略。罔顾百姓，勾结官僚，动用行政资源和国家财政，谋求文化权力，就是他们的野心。

一些地方官员主动配合，却又出于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儒学大师们也不会不明白，地方政府在意的是旅游经济和招商引资，未必真的在乎是孔子还是耶稣。

在我看来，儒学大师们不仅心知肚明，而且变本加厉——国家要发展经济，他们就说子贡是儒商第一人；领导要以德治国，他们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家都在学习和谐社会，他们就把“孔子文化月”的主题定为“明德贵和，读经新民”——这些拍马溜须的大师们，还是让人家“圣诞节”好好地呆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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