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那么“暧昧”吗?
2006年09月29日 19:37东方早报

不知道是汉语的贫乏还是思想的贫乏,当日本“小泉时代”结束、安倍晋三当选为新首相的时候,似乎非“暧昧”这个词语无以说日本、无以说日本的新旧领导人。当我在9月25日看到央视《世界周刊》给专题取的标题是“暧昧的日本”时,我苦笑一声:央视也是这么“没文化”;当我27日看到自己所在的报纸也弄了“有的事不能暧昧下去”的标题时,真恨不得扇谁几个耳光,说:拜托,请说“清晰的日本”好不好!

日本领导人的交替,我看到的是清晰———小泉坚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是清晰的;作为新首相,安倍说他将“不遗余力”地改善中日关系,保证要致力于修复与邻国之间的糟糕关系,称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这也是清晰的……种种已发生的,都清晰得一塌糊涂,你硬是弄一个“暧昧”来说事,这是为啥?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致辞,题目是《我在暧昧的日本》,或者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举让日本的“暧昧”成名。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暧昧”,是一种渗透在日本历史文化里的国民性;他的演讲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或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一种反叛。或许是《我在暧昧的日本》这个著名演讲的标题给人太深刻,或许是收有大江健三郎17篇随笔《我在暧昧的日本》一书不久前在中国的出版勾起了国人的回忆,或许是大江健三郎刚刚在9月中旬结束对中国的第五次友好访问,我们的媒体似乎掉进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暧昧”陷阱里不能自拔。

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里就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贰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这是很清晰的“二重性”,人家美国学者都分析得这么清楚,我们怎么就愣是喜欢把今日日本说成是“暧昧”呢?

大江健三郎思想里的“暧昧”是一种“清晰的暧昧”,而今天我们的媒体所鼓捣的“暧昧”,真是“暧昧的暧昧”。可悲可怕的就是,对于日本和日本领导人的许多清晰作为,我们的媒体都一概爱用“暧昧”来概括。有的日本领导人没有诚实地对待历史,这是很清晰的;而日本知识界人士表示反对,如大江健三郎就曾和知识界朋友一起声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也是很清晰的;即使刚刚上任的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那不也是很清晰的策略吗?

我们得承认,弄传播的媒体是粗浅的,没有什么“深入研究”,但如果学者也是这样粗鄙浅陋,也弄得“暧昧”一团,那就真的可怕了。譬如,对于靖国神社,有几个中国学者弄得清楚?连一部《靖国神社》的纪录电影,也是1989年旅居日本、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的李缨历经8年所拍摄的。要知道,人家日本学者对中国方方面面的研究,可是那般的深入细致,我们常常听到“××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话,真让国人汗颜。(编辑:张音)

 



作者: 徐迅雷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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