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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科书中，有关克林德事件是这样叙述的：1900年6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下令枪杀义和团团民约20人。20日，克林德乘轿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经东单牌楼时，又开枪寻衅，被清军虎神营士兵击毙。然而，这一事件在西方学者眼里始终笼罩一层疑云，这会不会是一场谋杀？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说法。
萨尔瓦戈·拉吉侯爵在对使馆区的围攻结束后，于8月16日发给意大利外交部长维斯康提·维诺斯塔一份机密报告。
报告中说，驻京外交使团现在分裂为意见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认为义和团无关紧要，另一派则认为义和团危害极大。英国和俄国公使持第一种意见，法国和德国公使是另一派。
萨尔瓦戈·拉吉透露说“法国和德国同事希望西方国家联合行动，强迫满清朝廷采取措施制止敌视外国人的活动，出于我知道的原因，俄国公使格尔斯先生从3月份开始就想法破坏法、德的这种努力。”
回到6月20日上午，如前一天晚上的约定，各国公使早晨8点钟碰头，会上决定要求满清政府与在天津的各国军事指挥官们联系。他们想把大沽炮台交还中方，以换取满清政府同意各国使节留在北京，等待西摩尔远征军的到来。这一次会议是在法国使馆召开的，使节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开到9点半。前一天，他们曾要求今天早晨9点钟在总理衙门约见，但这一请求半夜才发出，已经太晚了，请求送达总理衙门时，衙门的人早已就寝。能有什么结果呢?
关于这件事，英国公使窦纳乐在9月4日的报告中则说：“到了9点半还没有答复，大部分公使都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在使馆等待，如果没有答复就冒然前往，坐在总理衙门等着大臣们召见有损我们的尊严。此时，克林德这个爱激动、性情暴躁的人一拳砸在桌上说：‘我去衙门坐等，即使坐上一夜，也要把他们等来。’俄国公使建议还是大家一起去，而且要有武装护卫。克林德说：‘没有什么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我的翻译出去过，他一点也没受到骚扰。’俄国公使格尔斯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派翻译先去跑一趟探探消息呢？’克林德说：‘好土意，就派他去。’”
可是德国公使总是不想和大家唱一个调，俄国和英国同事对此很恼火。会议无果而终，各人回到各自的使馆等候消息。会后，克林德改变了主意。他吩咐备两顶礼轿，他一顶，翻译柯士达一顶，前往总理衙门，前面由两个穿制服的侍从骑马开道。
关于随后一刻钟内发生的事情，说法各异。柯士达的说法是：这象是一场设计好的谋杀。另一种说法则是，克林德是被误杀了。第三种说法，正如在许多场合所表现的，克林德男爵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对俄国和英国公使来说。确实，德国公使是比较“粗鲁”的，像萨尔瓦戈·拉吉所描绘的那样，窦纳乐称他为“暴躁和冲动的阴谋家”，他和格尔斯的关系是带有火药味的。在被害的前一天晚上，克林德男爵在西班牙使馆的会上大骂俄国公使。外交使团明显地分裂了。对英俄来说，1898年之后，在中国，真正的危脸不是义和团，而是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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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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