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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因此向有出洋谋生的习惯。但明王朝开国之初即严海禁，规定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满清王朝建立之初也实行严厉的锁国政策，屡屡严申海禁，甚至下令“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对外贸管理、禁止尚且如此之严，对那些想方设法漂洋过海到“番”“夷”之地谋生者，清朝统治者当然更加仇视。清初曾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都按反叛、通贼论处斩，凡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一旦回国，一经拿获即就地正法。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爪哇屠杀逾万华人，即历史上著名之“红河（溪）惨案”，消息传到国内，乾隆表态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朝廷对海外华人的这种态度，与中国是“天下之中”的世界观关系甚密。
鸦片战争使中国大门洞开，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列强压力，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一项是允许华工出洋做工。一些国家的“人口贩子”开始以各种非法、合法手段从中国沿海各地掠卖华工到世界各地做劳工。各地华工受到残酷迫害与压榨，许多人死于非命。
秘鲁是掳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1869、1867年总理衙门先后接到由美国公使转来的秘鲁华工求援禀文，曾有要施以援手的表示。1873年10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来华商定两国通商条约事宜，李鸿章判断，要求在华招工是秘鲁此次提出“立约”的主要目的，所以要藉此严定有关章程、“以除民害”。谈判中葛氏矢口否认秘鲁虐待华工。对此，李鸿章出示了种种证据，并斥责秘鲁为“无教化、无礼仪”之国，谈判陷入僵局。
1874年5月，葛尔西耶与李鸿章重新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双方终于议定《会议查办华工专条》草案。
1875年7月，秘鲁派遣特使爱勒谟来华换约。由于李鸿章事前就派已在美国的陈兰彬、容闳到古巴、秘鲁秘密调查，得知中、秘条约签订后华工依然受残酷迫害，非常气愤。因此，他提出保护华工的换约附加条件，然后再与以前签订的条约一并互换。对李鸿章的提议，爱勒谟拒绝了。在谈判中，由于李鸿章等态度强硬，终于迫使爱勒谟以过照会的形式保证秘鲁切实保护华工。
乾隆时期是中国的盛世，但对海外华人的命运却“概不闻问”、甚至认为其“孽由自作”；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甚至有亡国之险，但却知道要尽量保护其基本权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折射出了近代中国“世界观”的巨大变化。（据《经济观察报》雷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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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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