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舞台上的胡耀邦

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我国刚刚打开国门,外交工作正处在“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重大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也作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调整“联美抗苏”的外交思路

毛泽东确定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上世纪70年代末,已不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经深思熟虑后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

1981年3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他认为,要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做到以下三条: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任何一种国际上的临时事件所支配,不为国内外某种一时的情绪所蒙蔽、所激怒。他还指出,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必须包括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或保持国家关系;尽量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群众建立、发展或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坚决支持一切受侵略、受奴役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有了这四条,我们对外活动的形象就信义昭明,正气磅礴。”

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胡耀邦特别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在当时的主要用意之一,就是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以保持中国外交的独立性。胡耀邦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变化,但对华的立场没有本质的改变。此外,美苏根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即便美苏关系激化,美国对我们最好的情况也不会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那种情况。因此,对美国希望过头了,将来要失望。

在对苏政策方面,胡耀邦强调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指出中苏两国关系“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并且强调中苏两国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国家间关系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他在1981年3月又明确提出,在对苏政策上必须划清三个界限:坚定地反它的霸权主义,而不反它的国内政策,不要提出“联美反苏”;不要把政治斗争、反霸权主义,同完全平等互利的经济往来混为一谈;不要使人们误解我们同苏联整个国家相对立,而要同苏联广大人民尽量保持友好关系。他指出,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胡耀邦在对苏政策上的这些主张,改变了以苏为敌的观念,对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友谊

受多年来“左”的错误的影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党对外交往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除了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外,我党同苏联、法国、印度、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公开论战,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在本国有着实际影响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全都断绝了交往。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以巨大的精力指导我党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关系,使党的对外关系成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