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三十多年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为了实现其构建的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了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

尽管大屠杀纪念馆和遍布全国的两万多个群体性坟冢是其血债累累的铁证，但是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的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使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历史。

和人类所有的灭绝运动一样，红色高棉的罪孽也是从冠冕堂皇的社会运动起步的。早在柬埔寨还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中时，红色高棉领导人已经在酝酿这场运动了。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波尔布特结识了乔森潘、谢农和英萨利等人，受反殖民情结和法国左翼思潮驱动，他们开始筹划革命理想。从事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乔森潘在1959年苦心孤诣出一篇论文声称要用农业集体化社会终结传统的封建主义和阶级结构。

1975年红色高棉在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现了夺权之后，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革命军进入首都金边后马上推行“反对吃闲饭运动”，军队恐吓市民说美军轰炸在即，市民必须立刻启程到农村避难，三天后方可回家。而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随后货币和商品买卖被废止，于是金边人随身携带的货币只能充作手纸。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一天之内成了空城。实际上这是一个清洗城市的阴谋，也是缔造纯洁的农业社会的开始。在他们的政治构想中，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要构建理想社会，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随后，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废除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甚至家庭，连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农村合作社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对资产阶级市民的专政，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但后者的权利也只是精神上的，在组织的恢恢天网中，他们同样要忍受过度劳作和饥饿的折磨，他们同样对自己所有的一切没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