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开着汽车，在前往庐山仙人洞途中，回过头来对坐在“幸福车”上的王维国、陈励耘说道：“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山间别墅，张春桥在叮嘱王洪文：“回上海以后，盯住王维国的一举一动！”

乌云在上海上空翻滚

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庐山上摊牌之后，矛盾日深，对抗日烈。

在上海，二“王”之争也就随之日趋紧张。不过，王洪文奈何王维国不得。

林彪把上海作为他的“基地”之一。林立果飞来飞去，频频来沪。王维国成了林家在上海的“头”。

上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苦心经营的“基地”，如今，林彪也插上一手了。

上海巨鹿路，当年王洪文的“工总司”的所在地，如今，挂着军车牌号的小轿车在那里出出进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巨鹿路一幢小洋房里，林立果召开他的“联合舰队”的秘密会议。出席者均为他的死党――那个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那个空军司令部副处长于新野，那个王维国的部下、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臭名昭著的《“571”工程纪要》（“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就在那幢房子里秘密地炮制出来。

他们用空军的特殊语言，称呼毛泽东――“B―52”，一种巨型轰炸机。《“571”工程纪要》指出：“B―52……对我们不放心”。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十天之后――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在离巨鹿路并不太远、极不醒目的一个地方，那是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又一次重要的绝密会议在召开。这次会议，用林立果的话来说，叫“三国四方”会议。出席者为：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七三四一部队政委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委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

在这个“少年科技站”里，林立果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指挥班子：上海的“头”为王维国，南京的“头”为周建平，浙江的“头”为陈励耘，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位于上海复旦大学与上海外国语学院之间并不醒目的空四军宿舍――新华一村，成为王维国的秘密据点。那个“找人小组”的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被王维国指定为“教导队”负责人。

一支绝对忠于林立果的武装力量，在新华一村集训。“教导队”的编制为三个区队，九个班，每班十二人。

这支“教导队”给林立果写了如下“决心书”：“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

林立果让周宇驰转达了他的话，在上海，一切听命于王维国；“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

不言而喻，倘若林彪的“武装起义”成功，“王政委”必然取代王洪文，成为上海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