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彦，大观二年上舍及第，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都人目为“浪子宰相”。

余深，元丰五年进士。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读。治张怀素狱，凡牵连到蔡京的事，曲为掩覆，蔡京遂力引为执政。他则谄附蔡京，结为死党。

这样的进士还有薛昂、王襄、耿南仲、王祖道、王次翁、范同等。有这样的进士，从北宋进入南宋真不消几个黄昏。

朱熹曾说：“其言金人世仇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铨、张尚书阐耳”，胡铨是南宋初的进士，张阐则是北宋宣和六年的进士。实际上面对金人侵略，保持清醒头脑的进士并非没有，如李纲、赵鼎、范如圭等都显示了读书人的气节。范如圭曾写信指责秦桧并直言：“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为此，必遗臭万世矣！”范如圭所言均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总体看这个时段进士的表现是比较糟糕的，说其演义了一场近似清末割地赔款的屈辱恐怕都不能算大错。

北宋末年进士如此之差，集中显示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主庸臣奸。这也表明知识并不能天然地使人正直、使人向善和富有节操。而其见也短、其品也差的类似者在今天并没绝迹，甚至有些地方这类人比埋头苦干者活得滋润。

今人可以从北宋的“扩招”及用人等方面找出进士质量差的原因，而最应该认识到的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队伍，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终不免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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