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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欣：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在冷战时期美国发动了一场场战争，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对于战争这一问题的价值判断。对照德国，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战后一代的确缺少了应有的一课，而这正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除了外部因素外，这也与日本人的性格相关。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许多矛盾体的结合。例如团队性与排他性，如同一个大家族同乘一条大船远航，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对内“和为贵、忍为高”，对外则是完全不同的标准。这种多面性格使许多日本人对于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作为认知甚少，因为这些老军人无论在战前或战后，给日本国人的印象是正常、温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鬼子”。现在有不少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认自己的长辈们，会有二战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日本还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几乎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特例。从明治维新开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实现社会变革的。其后的发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最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战后，日本一直是发达国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国的冷战体制偏安取利，男女、等级、内外等许多旧有差别并未得到应有的改造，有些方面还不如发展中国家。像厚生大臣歧视妇女发言之类的事并不稀奇。而60年的稳定发展更为日本社会的保守性提供了温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这种保守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成为日本式发展的一种“代价”。而这也是如“慰安妇”之类问题在日本难以取得批判性共识的重要原因。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塑造了日德不同的历史观，最近被利用的“悲情意识”进一步阻碍了自我反省的进程，这都使得日本的观念改造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
金嬴：我认为，今天我们进行日德比较还应注重那些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从中寻找出可借鉴性。李先生提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司法界的行动，就具有扭转局势的意义。自2005年起，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右翼报纸《读卖新闻》开始转变立场，明确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应该说，日本媒体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态度，对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又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我认为这些事件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我们应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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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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