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这让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锋芒不再，甚至成为旧秩序的俘虏

●目前国际舆论之所以在战争历史观上对日德两国评价迥异，关键在于政府作为的对比

编者按：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日本和德国态度截然不同。在敦促日本反省历史问题的同时，塑造了日德不同历史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围绕这一话题，日本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庚欣，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教授李乐曾，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学者金嬴展开了讨论。

内因外因同时作用

李乐曾：比较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我想到了在德国发生的“格拉斯事件”。京特·格拉斯是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直致力于鼓励德国人正视侵略历史，并因此享誉世界，被人们称为“德国的良知”。然而，去年他在一次采访中，竟然向媒体承认他在15岁时参加过党卫军冲锋队。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60多年，格拉斯表示，强大的羞愧感一直困扰着他，所以他选择向德国人坦白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格拉斯的诚实和勇气可嘉，但不少德国人并没有因此原谅他。德国的重量级传媒人费斯特公开挖苦格拉斯，称“哪怕是他用过的老爷车，我也不会再买了”。从“格拉斯事件”中，不难看出，在德国一个人，尤其是公众人物一旦和纳粹沾了边，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身败名裂的厄运。

庚欣：与德国相比，日本社会还没有形成这种对历史反省的强大的社会氛围。今天日本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社会矛盾：客观上有关战争、军事的国家功能及社会功能多被解除，但在主观上，却未在精神上建立起与客观社会体制相适应的心理结构。这种社会矛盾的形成与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很大关系。冷战爆发后，为了将日本塑造成反共堡垒，美国压制反战的进步力量，不对日本战争责任进行彻底清算。可以说，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是今天日本少数人错误历史观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

李乐曾：德国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作用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内部因素也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有着更明显的不同。德国的政治及知识精英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1955年德国加入北约后，德国成为战胜国的盟友，在历史问题上德国面临的压力明显减弱。德国一些有识之士并未因此放弃或减弱了反省，反而开始推动加强对纳粹罪犯的追诉和审判，1958年的乌尔姆审判、1963年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使德国全国上下陷入了一次痛苦的自省和内心拷问。

金嬴：两位都提到日德战争历史观的差异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我非常赞同。一味批评日本未能像德国那样进行认罪、忏悔和赔偿，其不足在于在因果关系中重视结果而轻视原因，因为日本和德国战中、战后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比较和评价两国的态度。但一味强调日德不可比，反倒凸显了二者在主动性上、在道义上的巨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