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所的干部也纷纷加入谈话。有人说,溥仪的改造事关重大,希望李玉琴继续帮助他；还有的引用溥仪说过的话,诸如把妻子作为“唯一的安慰者”,“要努力改造,将来与妻子重建幸福家庭”等,请李玉琴关心他。然而,“改造”一类字眼恰恰是李玉琴当时最不爱听的,因为这意味着溥仪过去确实是坏人,多年血泪却换得这么一个坏丈夫,让她从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

“溥仪将来会出去工作的。”

“几时能出去?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处理溥仪的问题?”

“这是政府的问题!我们只是管理,无权处理。”

“既然无期限,我坚决离婚!”

按李玉琴的看法,溥仪三五年不会释放,因为他是“头号”,回国关押仅五六年,连很普通的历史反革命犯也要判10年、20年,哪会临到末代皇帝头上还有“特赦”一说?而且,即使妻子肯为丈夫牺牲一辈子,又能换回什么?还不是歧视、失业、忧愁、痛苦!

“告诉你们,我已经有朋友了!溥仪出来再当大官,我也不希罕。因为我本来就是穷人,不愿意高攀!”李玉琴竟放肆地胡说起来。

“你怎么这样难说话?简直比溥仪还难说话!”他们也生气了。

“难说话就难说话,反正我要离婚!”李玉琴与管理所的干部没有谈拢。接着,溥仪便找到李玉琴,向她表示了态度:“既然如此,这勉强不了你,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离婚之后,我们还是朋友,好像兄妹一样……”

“那一定的,我们还是朋友,以后感情也不坏。”这是李玉琴流着眼泪的答复。

“玉琴,难道只能如此?你是我的寄托和希望啊!你就看不出来我是怎样不愿意离开你吗?”溥仪的神情是痛苦的。

“你现在对我好,谁知以后会怎样?你是皇帝脾气,和一般男人不同啊!”李玉琴故意说话气人,因为她不愿意看到溥仪苦苦恋情于自己。没想到溥仪真改脾气了,对特赦后结婚的妻子事事顺从,成为模范丈夫。

尽管会见时间一再延长,还是不见转机,李玉琴咬牙说些狠心的话,可内心却不容易恨起来,也很难与溥仪一刀两断,事情就是这么矛盾着。

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战犯改造的原则,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为挽回溥仪的婚姻巨变,继续做了大量的努力。孙明斋所长听完李福生的汇报非常着急,把溥仪叫到办公室问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

“她很坚决。”溥仪回答说,“我想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态度很好，且看她是不是还有信来吧!”所长仍然抱着希望。

关于这以后的情况,溥仪回忆说:“过了几天,竟真的又收到她的来信。因为这次离婚始终是两人和蔼协商的结果,并未发生彼此感情的破裂。因此,她回家以后又给我寄信、寄东西,安慰我。来信说还惦念我,又说她母亲、姐姐和她连新年也没有过好,都难过得流了泪。又说,如果我能够早日出去的话,她还可以等待一个时期等等，我的这颗心又被弄得动荡不安起来了。所长又找我谈话,给我出主意说:‘让她来,再谈谈,好不好?’于是我又给她发了一封信,她接到信很快就来了。当时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按规定是不能接见的,可组织上特别许可在假日内会见,为了照顾我们,还告诉说有话可以尽量谈,谈几天都可以。并破格允许她和我住在一起。尽管政府这样为我们的终身幸福着想,但商谈结果还不得不尊重她的意志,我们双方决定离婚。”

溥仪和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同居了一宿,这是新中国监狱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当时担任管教科科长的金源回忆,管教科的同志再度与李玉琴深谈,仍无结果。经所内几位领导研究,都认为这不单是私生活问题,还关系到溥仪的继续改造,因为溥仪特别想念她,只有这唯一的妻子了。于是,他们径直向中央公安部一局请示。时间不长,公安部一局局长凌云同志传达了罗瑞卿部长的答复:宁可破例让溥仪同李玉琴在所内同房,恢复他们之间的感情,也不要轻易地允许离婚,要尽量做好李玉琴的工作。当金源把这一指示向李福生传达时,令其大为惊讶,允许在押国内战犯与探亲家属同居,这可是从无先例啊!管教科几位干部马上动作,在管理所主楼后面管教人员办公室一侧的平房内清理出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安设了双人床和全套被褥。与此同时,又派人在厨房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不错的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