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伯力第45收容所当战俘的溥仪，曾听到关于李玉琴“改嫁”的消息，那是在嵯峨浩给溥杰的来信中谈及的，溥仪很失望，却没有完全相信，就带着问号回国了。李玉琴为了自己的幸福改嫁他人，又何尝没有可能呢!如果竟然改嫁，又会改嫁给谁呢?溥仪1950年秋天到抚顺之后，就焦急地寻求答案。然而，当时寻求答案还是有困难的，因为根据监规，不许犯人与家属联系。这个禁令后来被溥杰的十二三岁的女儿慧生打破了。她给周总理写信要求与爸爸联系，总理立即批准，并宣布允许战犯与家属通信。溥仪当时并不了解这个背景，却因此破除了缠绕心头的谜。溥仪回忆他与李玉琴取得联系的过程时写道:

1955年6月，我们的学习组长老普，从学委会开会回来传达说，所方允许我们和家属通信。这个消息激荡了每个人的心，各号都开起了热烈的小组会，人人都表示感激政府，对多年失去联系、下落不明的家属，政府也一一进行了调查。我想给北京的妹妹弟弟写信，正在握管之际，管我们学习的李科长走进监房递给我一张纸条:“你的妻子的地址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还等着你哩!”

李科员微笑着。这个年轻的大个子的端正的脸上，总带点微笑。这种笑容总好像在说:“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他把地址交给我，转身去了。我拿着纸条坐在那里，两眼热乎乎的……

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1952年中央就曾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查找战犯的家属和地址，为取得联系预作准备。不过当时朝鲜战争仍在继续，镇反运动也正在开展，时机显然还不成熟。直到1955年2月10日中央才作出决定，首先允许日本战犯与亲属通信，过了4个月，又允许国内战犯与亲属通信。但管教员李福生遍查溥仪填写的登记表也找不到李玉琴的地址，又亲往长春各处查找，终于在当地公安部门协助下大海捞针捞到了。李福生迅速返回，给溥仪带来了妻子的最新消息:李玉琴没有改嫁，并且参加了社会的临时工作，目前住在娘家，生活不错。溥仪非常高兴，当天就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封上的落款地址是按战犯管理所的统一规定写下的。信发出以后，他就日日夜夜地盼望回信，据看守员反映，溥仪夜间总是翻来复去睡不着觉。为此，李福生还专门找溥仪谈了话，劝他放心，应相信自己的妻子一定会回信的。

再说李玉琴接到“康德”的信，迫不急待地撕开信封，从里面拽出两页信纸，第一眼便看见抬头处的称呼“亲爱的玉琴”，片刻之间，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噼啦啪啦掉落在信纸上，她立刻向堂兄告辞回家，马上给丈夫回信。满腹都是想讲给他听的知心话，真不知该从那里写起。这封信刚搭头，又收到五妹韫馨从北京寄来的信，也告知大哥的消息。李玉琴真高兴，把给丈夫的回信继续写下去:“亲爱的溥仪:10年渴望的人来信了。我真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害怕这又是作梦，北京五妹他们也来信告诉我这个难得的好消息。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来信了……”

当溥仪终于盼来妻子厚厚的回信，并一口气读完又反复读过以后感慨万千。他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感想:“这封写了六七页的信的开头，立刻在我心头引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妻子似的。从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过是‘娘娘’、‘贵人’，就像戏台上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