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傅作义

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和之间，情绪极不稳定。他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甚至拿着蒋的“手谕”命其南撤。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克农再次派王玉进入北平，要阎又文随时提供傅作义的思想动态。

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围成了一个铁桶，傅作义的十万守军也从城里封了个严实。王玉还没到达城门，在海淀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就被扣住了。

搜身、盘查的结果只有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但守军却没有放人之意。情急之下，王玉厉声说:“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剿总’司令部的，有重要情报进城上报！”

他借用守军的电话，直接拨通了阎又文，报上自己的名字后，又在电话中恶声恶语地说着“剿总”谍报人员如何被守军为难。阎又文自然听得明白，当即派车把他接到北平饭店。

获悉了自己的任务后，阎又文详细汇报了傅作义的情绪波动。

从1948年12月底到1949年1月中旬，驻守在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的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特别是新保安战役中，傅作义的“王牌”35军被全歼，给傅的军事力量和他个人心理造成了巨大打击。

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

看到自己被列为战犯的消息后，傅作义抓起一把牙签，暴怒地塞到嘴里，狠狠地咀嚼。忽然他站起身，把桌子上的茶杯、文件统统横扫落地，嘴里念叨着:“完了，全完了！”

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高压，让傅作义几近崩溃。他召回和谈代表，准备自行解除兵权，飞到南京去。同时让阎又文准备一份呼吁北平和平解决的声明。

阎又文反过来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在罗青长的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傅作义整日愁眉苦脸，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坐卧不安。当我大军压境、傅作义处于无可奈何之时，阎又文又根据党的指示，紧随傅作义左右，对傅作义展开政治攻势，把中共方面发表的声明送给傅，逐段边读边讲，针对傅的思想、疑虑，提出一些劝告。”

对傅作义冲击最大的是被中共列为了头等战犯。阎又文对此提出了另一种猜想: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

不久之后，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不过，为给自己留后路，傅作义还是有南逃的准备的。围城期间，东单公园的秘密机场停着一架飞机，随时都能起飞。另外，他还在天坛南门开辟过飞机跑道，准备修一个更秘密的机场。此事被刘光人侦知，并及时将情报送出城。当天晚上，两发炮弹准确地命中秘密机场的工地。爆炸声告诉傅作义:“南逃是没有出路的。”

从与王玉接上头，直到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方案，阎又文几乎每日提供一份报告，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和具体表现一一汇报。这些情况，对及时掌握傅作义心理、及时采取相应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傅作义与解放军的最后一次谈判，阎又文受命作为谈判代表，并对谈判过程进行了详细记录。回到北平，阎又文把与叶剑英的谈话记录交给傅作义阅。

傅作义看后沉思良久，最终说道:“看起来，事到如今，只有放下武器这条出路了。”

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

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先头部队，列着整齐的队伍，意气风发地开进西直门。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