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前夕，周恩来与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左三）、屈武（左四）

傅作义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上签署了历史性的一笔，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2月22日，傅作义随同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时间虽短短几天，但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豁达大度、肝胆相照十分敬佩。返回北平后，傅作义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李克农曾风趣地说:“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北平易帜，傅作义疑虑重重 请求前往西柏坡拜谒中共首脑

1948年底及1949年初，国共两党经过辽沈、淮海战役战略决战，国内形势直转急下，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战局日渐明朗。在北平和平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署了重重一笔。然而，签署和平协议后，傅作义疑虑重重，思想斗争最为激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傅作义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历史性转折。

一方面，在《和平解放解决北平问题协议》签订时，虽双方的干部都举双手拥护，但在执行过程中夹杂着个人感情，协议中的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因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傅作义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对共产党的干部来说，也是一个大转弯。解放军与国民党打了几年的仗，全军将士都打红了眼，总觉得和平改编不如军事消灭来得痛快，所以在执行工作中带有了个人情绪。比如，协议中原定给傅作义留一个警卫团，但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在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中被俘的傅作义部高级干部，原定一律释放，有关地区的负责人却以民愤极大为由，迟迟不肯执行；有一次原国民党华北总部的副司令、和谈首席代表邓宝珊出城，竟被城门岗哨扣留了几个小时，战士们非要问他“是不是反动派”，邓宝珊说“是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反不动了”。陶铸知道后，才亲自把邓宝珊接回城来；北平西城区人民政府登记军统、中统特务，偏偏有人给傅作义打电话，要他去报到登记；接管旧城的人还不管青红皂白，勒令傅作义的家人从东四一个宿舍楼立即迁出去等等，所有这些不符合中共中央政策的过火行为，强烈地刺激着傅作义的感情。这段时间，傅作义的内心很矛盾、很痛苦，因而对共产党也不免产生一些疑虑。尽管这些事被陶铸知道后，曾专门派人去看望他，和他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并向他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的问候，但傅作义还是想面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求得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傅作义认为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的战争自己应负全责，接受人民惩处，一直想当面谢罪。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二天，即2月1日，《人民日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首先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指斥傅作义接受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并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继之，指出北平已被围月余，希望和平解放至今未果。傅为战犯，欲获人民谅解，必须遵照解放军前委指示，求得自赎。办法是:自动放下武器，或离城改编，任自由选择。时间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止。如竟敢不顾提议，破城之日，必将严惩，勿谓言之不预。此信由于措辞严厉，且多指斥语言，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这本是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于1月16日写给傅作义的一份最后通牒，要求转给傅作义，其意在于敦促北平和平解放。然而，由于《人民日报》刊登的时间较晚，恰恰又是在傅作义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便增强了傅心中的不痛快和疑虑。

当时中间人邓宝珊见此信内容后，为珍惜已取得的和谈成果，勿功亏一篑，同时考虑到傅作义半生戎马生涯，怕万一想不通，节外生枝，影响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于是便决定观事态发展，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然而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1月25日询问此信是否交给了傅作义。于是，邓宝珊和苏静二人决定将此信交给傅冬菊，让她择时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看到信，也怕父亲接收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这样一直到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傅作义才见到这封信。傅作义耐着性子把信看完之后，心里十分不平，于2月3日致函林彪、罗荣桓，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大意是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当面谢罪。

再一方面，当初议定的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向全国、全世界发表通电，由于种种原因，迟未定稿；傅作义为求得共识，想与中央领导人共同议定一些事宜。这样，经过曲折坎坷的道路走向人民一边且心理矛盾的傅作义，在历史转折关头，便萌生前往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渴望，希望通过亲自拜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求获释前嫌。

此时，恰遇上海人民代表团前赴西柏坡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傅作义认为是一个好机会，便向北平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和联合办事处主任委员叶剑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叶剑英立即请示中央，很快获得同意。1949年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叶剑英电: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21日，叶剑英通知傅作义部下周北峰:“中央欢迎与傅先生会见，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偕一名随员同乘这架飞机去。”

于是，傅作义为到西柏坡开始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北平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兼六国饭店经理王拓曾回忆说:“傅作义2月21日晚上到我办公室说:‘王经理给我拿些香烟，就来一包袱吧。’说着将先买好的一块方正洋布包袱铺在桌面上。我问:‘你买这么多干吗？’傅作义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呀，我给他拿些哈德门香烟作礼物。’说完付款后高兴而去。原决定让我陪同代表团及傅作义等到中央所在地去见毛主席，当晚叶主任指示我另有新的任务，故改让统战部派来的朱友学同志陪同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