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中弹负伤，以遍体流血之躯大呼:“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之后，轰然倒地，慷慨就义。这让观看影片的四川人樊建川凛然一惊:抗战还有这样一个正面战场。

从1986年看完影片开始，樊建川开始从全国各地搜集抗战文物，包括武器、望远镜、钢盔、防毒面具、军用地图等。

2005年，樊建川投资2亿多元，在大邑安仁镇以个人名义修建了占地500亩、拥有200万件文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其中“抗战系列博物馆”有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抗日川军馆等8个馆。

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建川博物馆参观人数2007年已达30万，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了真正的历史。而77岁的杨光远，还在为拍摄反映深入中南半岛的中国抗日远征军的影片《中国远征军》呼吁着。

【新观察】

重树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史”（比如历史教科书和国家历史博物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完全脱离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历史书写并不存在。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只有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而不是刻意抹杀历史或以意识形态教条取代历史研究，才可能赢得人民长久的信任。

在改革开放之前书写的抗日战争史中，几乎没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肯定性描述，而多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抨击。

1985年军博展出抗战正面战场资料，以及后来的那部电影《血战台儿庄》，现在看来或许还有点“保守”，但在当时背景下，从被掀开的历史一角，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人与事，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一部电影抵好多年统战工作”的结果，以及北京市多条街道以国民党抗日捐躯将领的名字命名，也证明了民众对历史真相的承受并非设想的那般脆弱。历史迟早要以清晰的面目示人，有担当的人会勇敢地尽早揭开那一角。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研究，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我们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比如抗日战争史研究，比如民国历史的研究，比如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这些过去无人问津也无人敢问津的领域，随着大量档案文件的公开，如今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富矿”。对普通读者来说，当面对“蒋介石”或者“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名字的时候，恐怕再也不会简单地视之为“汉奸刽子手”。这种理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从中我们还能够体会到的更加深刻的含义是，执政党理念的与时俱进。执政党的地位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仅靠历史来证明，更在于成功地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完善了宪政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这样的从容自信，我们才可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

六十九年前，在抗战的烽火之中，钱穆写下了不朽的名著《国史大纲》。此书开篇他提出，“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最大变化，就是重树了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所谓温情，是对前人的理解与同情，对传统的热爱与尊重；所谓敬意，则是对历史本身的严肃态度，不敢存半点弄虚作假之心。我们也深信，未来的中国，历史决不会再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