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出事了！”

这是我在办公室接到妻子的电话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时间是1976 年4月5日下午三点。

“上午我送日本客人去机场，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路被人群堵住了。广场上的花圈全没了，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从机场回来，广场的人更多了，大概有二十多万人，公安局的车都被烧了，要出大事了！”

我的直觉反映∶“火山终于爆发了！”

公安局的宣传车被烧

文革转折

文化大革命最后的转折点是从 1975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邓小平复出后，反对“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整顿，在经济建设上获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解放。人们在那段时间里，切身体验到了各项建设事业的复苏，也开始重新思考和认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在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决定。由于整顿唤醒了人们长期受到压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众朦胧地感觉到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批邓越猛烈，不满和反抗就越强。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邓小平复出那两年在人们心中建立起的威望，远远超过了他以前大半生在人们心中的威望。他代表了全国人民要求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和过稳定生活的愿望，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毛泽东在 1966 年打倒邓小平是轻而易举的话，那么到了 1975 年、 1976 年再想重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但未能实现毛泽东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目的，相反动摇了“文化大革命”在人们心中的根基。

周恩来的亲民形象使他在“文革”前就有着仅次于毛泽东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泽东的威望从顶峰开始下滑，而其夫人江青的所作所为更给他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相反，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及他带病出席四届人大，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使处于“文革”苦难中的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周恩来在许多人尤其是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心目中，其威望甚至超过了毛泽东。

痛悼总理

1976 年 1 月 8 日 ，周总理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步，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巨星陨落，举世震惊；江河动容，山川失色！我为失去这样好的总理而非常难过，同时又为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然没有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后来得知，毛泽东在 12 日对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於十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