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风暴

放下电话，我转身报告处里的同仁们:“天安门出事了，花圈都被撤了。几十万群众聚集在广场上，把警车都烧了。谁和我去天安门看看？”大家都想去，但没人敢响应，因为上面有规定。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看怎么收场！”从大庆油田调来的张顺来了这么一句。他是我的铁杆同盟军，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冲着上面的。“上班时去，老太太马上就能查出来。”我的另一哥们刘宝隆提醒了我。他指的是政治部主任李杰。她是我院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批邓很积极，对我们宣传处一直有看法。要不是申院长护着，我们处早就因抵制批邓挨整了。

显然大家有顾虑，毕竟上面已三令五申，还有个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但顾不上那么多了，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天安门。离下班还差一刻钟，我跑到传达室借了通用月票。那时我们这些小干部在市里出差，或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院里买了一二十张没照片的通用月票，谁都可以用。借到月票后，我窜上了开往天安门的公交车。上车才知道，市里通知所有的公交车都不许进内环路，最近只能到西单。在车上，人们都在议论天安门发生的事。

到西单下了车，买了几个包子，解决了肚子问题，然后步行去天安门。过了六部口，远远听到广场上大喇叭在反复播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在天安门广场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这声音促使我加快了步伐。

人大会堂前停放的自行车

四月初，夜幕来临的早，到天安门后，天色已开始昏暗。白天聚集的人多半都离开了，广场上也就有数千人，基本上都是像我这样闻讯而来的人，没有人打着标语、献花圈，更没有人喊口号、发表演说，只有吴德的讲话回荡在空中。气氛的萧条令人有些失望，难道这场伟大的斗争就这样结束了吗？同时又为没能亲眼目睹白天群众抗争的场面而遗憾。观礼台边上有一群人在听一个青年介绍白天的情况，我便凑了过去。

那青年讲述了如下情况: 凌晨 1-2 时，大批军人、警察、民兵及 200 辆汽车开到 广场，连拆带踩，广场上的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他们将花圈强行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到了中山公园内。当时在纪念碑前守卫花圈的人们和军人、警察发生了冲突，几十名看守花圈的群众也被带走了。

清晨 6 时多，许多早上来换班（看守花圈）的人发现花圈没了，看守花圈的人也没了，十分气愤，广场上聚的人越来越多。正在这时，北京市 172 中 30 名学生来送花圈，警察不让进。在广场上的群众把气撒在警察身上，和他们发生了激烈地辩论。在群众的支持下，学生们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这时，有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该人向人民大会堂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被解放军挡在大门外。集聚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大会堂门口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人们拥挤到人大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