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托派是怎么结合的

1929年5月，陈独秀从留苏归国的学生手中读到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时，思想和情绪发生了变化，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自己的批评更加不满。

因公开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而被莫斯科遣返中国的梁干乔、区芳、陆一渊等人，于1928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起初，陈独秀主动要求加入这个组织，但遭到刁难。于是，1929年9月，陈独秀成立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担任总书记。

由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存在一系列分歧，以及他积极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由于陈独秀的特殊身份，共产国际于1930年2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要它转告陈独秀，给他一次去莫斯科“申诉”的机会。但陈独秀予以了拒绝。

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的督促和陈独秀的协调努力下，托派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统一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大会选举产生了托派中央领导，由五人组成书记处，书记为陈独秀。

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是怎么破裂的

1932年，陈独秀因从事托派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监狱中，陈独秀主要靠刘静贞作秘密交通与外面的托派保持联络。但后来局势的发展已经非陈独秀可以遥控的了。随着形势的发展，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与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托陈关系变得微妙起来。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出狱。由于对托派极左分子在抗日救国等问题上的表现强烈不满，面对极左分子的指责，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托陈只好分道扬镳。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独秀看到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积极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抗日救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我们对于爱国运动，不独不应该向它放冷箭，并且不应该只是尾巴式的参加，而应该是领导，因为完成中国民族解放，已经是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

而托派极左分子则攻击陈独秀呼吁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对于托派的极左表现，陈独秀感到痛心疾首，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陈独秀历数了托派的极左错误。他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对于托派当时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陈独秀尖锐地指出:“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即斯大林。——编者注)派的‘ 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对于托派这种行为可能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陈独秀直率地指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陈独秀的这些对托派中极左思想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支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怎样评价陈独秀参加托派的这段历史

学界对于评价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这段历史，一直有争论。其焦点集中在:

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问题。对此，目前学术界有这几种观点:一种认为，陈独秀坚持错误，又进行分裂活动，为党纪所不容，理应开除党籍；一种认为，不应该开除陈独秀出党，党应该容纳不同意见的存在；一种认为，开除陈独秀是在一种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时候，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事实、背景均未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而且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作出的决定，所以，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是不正确的，应该为陈独秀平反；还有一种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确是在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情况下提出的，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恰当的，但也不存在平反的问题，因为，陈独秀本人在被开除出党后，虽有过申诉，但是，他后来又另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行动上已经同党分裂。陈独秀出狱后，不管有什么原因和理由，他都不愿意再回到党内，所以在组织问题上，没有必要为陈独秀平反。

二是关于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托派的问题。目前存在这样几种看法:一种是肯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种观点在传统教科书中是普遍的。另一种是否定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例如，学者王学勤认为，“陈独秀接受了托派的观点，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托派组织，但并没有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学者唐宝林认为，“陈独秀只是在‘二次革命论’基础上部分地接受了托洛茨基理论”，“陈独秀从1929年春走上托派道路后一直是一个托派分子，但他是一个特殊分子。他一度担任了中国托派的首领，却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

实际上，如何对陈独秀的这段历史下结论，牵涉到如何认识托派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关系。日本学者菊池一隆的观点: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托派提供一个视角。他认为:“可以这样说，不管中共和托派主张的分歧看上去有多大，从结果上看却是各自分担了农村和城市，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党史研究资料》 2000年第5期)也就是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以农村武裝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托派则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所以，在理论上是互相排斥的，但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斗争，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的是共同的敌人，是互相配合的。(作者:祝彦系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思想教研室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