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托派，即托洛茨基派，苏联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派别。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组织反对派，宣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摘自《辞海》1999版，第806页)

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的问题

（謝偉《談陳獨秀研究應開放禁區》）

陈独秀为甚么会转向托洛茨基？对此，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这当然不奇怪。这个问题涉及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可惜在我国有关这次争论的详情和档案资料，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向学术界全部公开，还是个禁区。这无疑是未取得共识的原因之一。所以，须要公布这些档案资料，以便使学术界能够据以进行客观的研究，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这里要说的是斯大林比谁都更早预见到陈独秀会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就表示他这种看法和担心，当时在场的中共领导人还向斯大林保证陈独秀不会变成反对派。但斯大林心里很清楚，在大革命中，陈独秀执行的是他的政策，而不是托洛茨基的政策。革命的失败证实他是错的，而托洛茨基是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准确些说，应该是实践是检验主观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了革命实践的经验之后，再比较研究托、斯二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任何一个正直而忠于革命的人，都会毫不犹豫赞同托洛茨基，接受其观点，而绝不会因为他居于少数地位而不承认他的正确。也不会因为斯大林居于党的权力地位，就昧着良心硬说他没有错误。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就在于他敢为革命负责，勇于正视真理和服膺真理。无论今日的论者说他之转向托洛茨基是因为「好走极端」也罢，是「背失败责任的包袱太过沉重」也罢，是「对革命悲观消极」，进而「取消革命」也罢，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也都无损于陈独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正直诚实、勇于探寻真理和坚持真理的高尚品质。

其实，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身积累的革命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而转向托洛茨基的并不乏人。这里且不说国内的。在1926-1929年间，先后由组织送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院校学习的中共党员留学生不下5百至6百人。这些人都来自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具有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现在又亲身经历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辩论。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转向托洛茨基，或参加反对派的活动，或取同情的态度。须知道，那是在莫斯科，那时托洛茨基反对派正受到斯大林的排斥、打击和迫害。托洛茨基本人被赶出政治局，开除党籍，被流放到阿拉木图，最后还被驱逐出苏联。而反对派的成员，同情者，甚至涉嫌的人，都被投入监狱、判刑、流放或劳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党员留学生们敢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冒着坐牢、流放、劳改、甚至杀头的危险，甘愿选择托洛茨基的道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在值得欣羡和崇敬。据1987年出版的马员生的《旅苏纪事》所载，这数百名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国党员留学生，只有少数人被遣送回国，多数人则与苏联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共命运，至今不明下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死里逃生；而只因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在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茫茫西伯利亚荒原中，或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丧生，这究竟是何因由？

《旅苏纪事》的作者马员生，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党员，1926年去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因接受托洛茨基观点于1930年1937年和1949年三次被捕，发送到边远地区流放和劳改，时间长达25年之久。他是那些在苏联转向托洛茨基的中共党员中的幸存者。1955年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指令取消原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同年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回国，并恢复中共党籍。回国后，他满以为中国会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了。但很不幸，「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次因托派问题受到迫害，「几乎到了绝望的境地」。值得庆幸的是，这位老革命家在1977年因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头部重伤不幸逝世之前，留下了这部《旅苏纪事》的回忆录，记述他在苏联渡过30年的亲身经历，使我们活着的人从中看到那些正直的忠实于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学生如何勇敢地转向托洛茨基，如何受到斯大林无情的迫害。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总会有所启迪吧！

由此可知，陈独秀之所以转向托洛茨基，正如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洛茨基一样，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依据，比较研究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之后作出的必然抉择。因为他信奉的是真理，而不是权力。这同他由康梁派到「辛亥乱党」，到急进的民主主义，随后又转向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陈独秀作为一个革命家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