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不但在苏联本国对托派进行挞伐，他还通过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内赞同托洛茨基观点的同志进行清洗。正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压力之下，中共在1929年也将它的缔造者陈独秀和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了。

对于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今天学术界还意见纷纭，有认为应该开除，也有人认为不应开除的，真是见仁见智。如果这问题能够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的高度上来加以探讨，这是很有教训的。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这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里，存在有意见分歧和思想斗争，甚至存在有派别分歧和斗争，这是不足为奇的。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没有民主，那来的集中，有民主才有集中可言，没有民主的集中，那就是专制了。讲民主就得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争论，斯大林就扼杀了党内民主，不容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一发现有不同意见，便给带上反党和搞分裂的帽子进行无情的打击；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铁板一块，变成斯大林的驯服工具。轻易采取开除党籍的办法来禁止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绝对不是列宁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陈独秀虽然没有直接同斯大林打过交道，但斯大林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那是很明显的。前面说过，斯大林最早预见到陈独秀成为托派，这是他最不放心的。因为陈独秀忠实执行过他制订的中国革命的政策，如果陈独秀把他的老底兜出来，那岂不坏事。所以从斯大林来说清除陈独秀是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王明、康生是斯大林在中国反托的急先锋。1938年王明和康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的身份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就挥舞起斯大林反托的大棒，叫喊甚么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反对托派，中共却与托派联合，那还了得；并公然无耻说:「陈独秀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这种政治无赖讹作的手法，虽然没有证据说就是王明得自斯大林的亲口「指示」，但起码也是王明领悟斯大林的旨意。康生也发表了《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编造种种毫无根据耸人听闻不近情理的谎言，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进行极恶毒的侮蔑和中伤，使全国舆论为之大哗。

王明、康生之流所以如此大胆妄为，只因有斯大林撑腰，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没有斯大林为之撑腰，王明、康生那敢在庄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大放厥词，那敢在堂堂的中共党报上编造弥天大谎呢！正是在斯大林这尊不可侵犯的神灵面前，緃有人明知王明、康生一伙给陈独秀和托派所加的种种恶名完全是栽赃诬陷，也无能为力去加以阻止，只好由他们去胡作非为了。

王明、康生之所以把陈独秀和中国托派诬陷为汉奸，他们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借国民党这把刀，来消灭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正是在斯大林的中国反托急先锋王明、康生的操纵和支持下，当时在我国的延安、武汉、山西、广西，及稍后在苏皖，晋察冀等地区，都曾掀起过反托运动，虽说没有莫斯科那样的声势，却也使许多抗日志士蒙受不白之冤，有些人为此丧了命，有些人至今仍然含冤不白呢。事实胜于雄辩，经过40多年之后，对这个30年代的陈独秀托派汉奸案，我国学术界终于能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激励之下，根据确凿的资料论证了王明、康生之流对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所加以的恶名，统统是「蓄意捏造」。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把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有关陈独秀托派汉奸的旧注释给予改正了。新注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见《毛选》第二版第二卷《论持久战》注〔9〕）新注释给了共产国际，也就是给斯大林一点面子，只是说「错误论断」，而没有径直指出是「蓄意捏造」。尽造如此，学术界的论证以及《毛选》新版的新注释，终算是给30年代的《托派汉奸》案平了反了。

反托是斯大林患的政治歇斯底里症，也可名之曰「恐托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总是久不久便发作一次，如同打摆子一样，不来一次反托运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总觉得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岌岌可危。在1949年，斯大林曾搞了个医生案，也连同把幸存下来没有被消灭的，有托派观点的人再次送进牢狱。在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之后，斯大林连续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国家」，搞了和莫斯科审判案一摸一样的审判案，或多或少地也把这些案件和托派挂上钩。在1952年12月，我国也曾有过一次反托歇斯底里症的大发作，一夜之间把在国内的几百名托派分子统统请进了监狱，连同株连的人在内，总数不下五、六百人。那时，中国正是「一边倒」向苏联的时候，斯大林是不会容许托派在中国存在的。那次行动恰好是在斯大林73岁寿前夕，难怪有人说这是中国送给斯大林最好的寿礼。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某地方的「造反派」还提出过「打倒托派」的口号，那些曾在1952年被判刑期满获释的托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在劫难逃，又一次被判刑、监督管制、下放劳动的命运。即便是那些「自愿回归祖国」的原托派分子，甚至还有被整死了的。有的托派分子临到刑期届满时，只因响应管教人员的「教育」启发，老实结巴表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恭敬，竟然为此而招来了加刑的惩罚。而这已经是斯大林死去十多年后的事了。由此可知斯大林反托的罪恶影响在我国是何等严重和深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