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