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战争 华洋冲撞100年

2005年圣诞节，美国财经记者萨拉·邦乔妮突然发现，自己被无所不在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包围着，从电视到网球鞋，从圣诞树上的彩灯到地板上的洋娃娃，从DVD到自己脚上穿的袜子……她清点了一下自己收到的圣诞礼物，发现来自中国的占了25件，而非中国制造的则只有14件。如此众多的“中国制造”让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尝试过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

但她很快发现，要在生活中离开“中国制造”，会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一双意大利进口童鞋要68美元，而类似中国鞋只需10美元；跑遍小镇也买不到一盒非“中国制造”的生日蜡烛；如果不选择“中国制造”，孩子的几乎没有玩具……邦乔妮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中国你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代价会越来越大。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了。”

邦乔妮也许并不知道，在她开始实验的100年前，她的先辈们早已尝试过一种类似的“实验”，那就是“在十年之内，拒绝任何中国工人”。这项“实验”的发起者是美国国会，而实验的支持者，包括了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中国工人不应该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地说。

那时候，中国劳工显然没有如现在的“中国制造”一样对美国如此重要。普通美国人甚至不会感受到抵制华工带来的任何影响，反而为更多的工作机会而暗自高兴。但美国人依然为此付出了代价。1905年，记者们发回消息称，在中国的数个城市发生了激烈的抵制美货行动。这一次，美国人自己尝到了因“抵制”而引发的抵制滋味。

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这几乎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抵抗外来者。抵货所带来的效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缺乏其它有效手段的时刻，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渲泄。

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动用起“抵货”这个武器:1905年华工问题，1908年查处日本走私船，1915年“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合约”，1925年“五卅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

凡是类似的历史关节点，每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中国大小城市都会爆发猛烈的抵货浪潮。以至于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早在1931年就称，中国是“抵制活动的老手”。

但正如众多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抵货尽管成为中国人一种常用手段，但它从其效果来看，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

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的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对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

一份1909至1929年的日本对华出口的统计也表明，日货出口最高额反而发生在抵制日货最激烈的1919年和1925年。这一悖论表明，抵货行为引发的后果远远比公众想象中要复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