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的碉楼攻击训练基地

万般无奈之下，乾隆只能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去寻找经验，他惊喜地发现:“开国之初，我旗人蹑云梯肉搏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数，以此攻碉，何碉弗克？”

于是，他命令工部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山地上修筑了与大小金川相似的3座碉楼。从京城八旗内选拔精锐2000人，成立了香山健锐云梯营，每日进行攻打碉楼的操练。

1748年9月乾隆处死办事不力的张广泗，以傅恒为经略大臣，率包括健锐云梯营在内的两万五千名清军入川平乱，次年年初金川土司溃败乞降，头顶佛经立誓决不再叛。

为了庆祝胜利，乾隆下旨在香山八旗营房附近修建碉楼，每旗8个，有一个是“活”的，即内部空心，可以登临。其余七个都是“死”的，即内部实心，不能进入。再加上原来的3个，这就成了香山67个碉楼的实际来源。如今这些碉楼基本都还存在，但已经残破不堪。

从乾隆十一年以来，金川用兵近三年，兵至四万有余，耗银近千万两，而对手只不过是小小的土司，最后将罪名全部加到张广泗头上，这多少有些冤枉了这位良将，问题的关键却是碉楼强大的防御能力。

大小金川的战争虽然让乾隆这位“十全武功”的皇帝颜面扫地，但清政府却由此受惠。碉楼建筑被其直接用于中原王朝的防御体系，用到湖南以制苗，用到滇边以制“倮夷”，用到四川以制“生番”，用到川甘以制“回乱”。

这并不是碉楼第一次在中原王朝还魂。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1920年到四川省的汶川县、茂县等地考察时，就认为秦代成都所筑张仪楼，唐代边关名将李德裕在各地所修建的筹编楼，以至当时居住在成都平原的汉人为了防止土匪侵袭修建的碉楼，都源自羌人的碉楼。

对于羌人来说，碉楼更承载着其民族的记忆与认同。虽然碉楼成了战争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但战争悲情不能赋予碉楼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早在建设之初，羌碉就深深地打上了这个古老文化的烙印。

碉楼最初并非用来打仗

是否修建碉楼很多时候并不是由战争来决定。据方志记载，古时羌民若谁家有了男孩，就必须建一座家碉，男孩每长一岁就要增修一层，直到男孩长到十六岁，碉楼才封顶，若谁家没有碉楼，儿子连媳妇都娶不上。

碉楼要修成什么样的形状，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据说，过去每当同一姓氏的羌族人家在某地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要集体捐资兴建一幢象征本族人家存在与兴盛的碉楼，如果是四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四角形；六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六角形。

碉楼的建造过程更不可随意。先是要请端公占卜跳神，挑选地形地势，看有无妨碍，何时动土，得到神灵的许可后方才开始修建。修建之时，端公要唱经典《上坛经》中的正经《巴》，唱修房造屋以及房屋如何装饰，然后进行一番详细考察，认定能在此处修建，方才动工。这与汉民族建屋讲究风水的习俗相似。

碉楼修好后，端公要唱经典《上坛经·日不舍歌》，即《开鼓开坛经》，反映修房造屋及供神情况，还要在房顶上放置白石，立供天神，并请端公做法事。一切安排好后，人才可以入住。

羌碉高耸入云，远离地面，是羌寨中最高的建筑物，似乎远离了尘界，干净、圣洁。羌碉顶部供有代表众神的白石，并建有焚香小龛，希望通过焚香的方式向神灵祈祷，让上升的白烟捎去自己对天神的祈求和祝福。

而这种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坚持甚至夸耀，在另外一种语境之下则显得更加意义深远。

1920年，到汶川县、茂县等地考察的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曾说过:来到羌人山区的旅行者，立即就会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域。他们歇山式的木屋为平顶的石屋所取代。初来此地的人不由得要擦亮眼睛，这样才能确信自己不是在巴勒斯坦或者中东，因为两者的建筑是如此的相似。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托伦士这段话的用意显然在于表达古羌人与古犹太人之间文化的相似性，以证实羌人为古以色列人的后裔，而这无疑会将羌民族文化置于另一个边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