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传统民居碉楼，静静地立在主人的住房旁，用来储存粮食柴草，或者防御，

汶川大地震之后，它的坚固再一次被看成是羌人文化的最后守望

1746年，这是乾隆皇帝即位的第11个年头，在他统治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时清朝已经十几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

这年3月，一个叛变的消息传入紫禁城，这虽然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但他并未放在心上。

大、小金川土司叛变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的西北部，历来都是少数民族混杂之处，自元朝以来，中原王朝开始授予当地的部族首领土司之职，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职位可以世袭。乾隆的父亲雍正曾经试图用汉族的流官代替土司，但没有成功。

从1737年起，四川地方官员就曾不断上奏大、小金川之间频繁的内讧，乾隆曾告诫地方官员说，只要他们不干扰内地，我们就乐得隔岸观火，这样才能“以夷制夷”。

但他没想到是，这场火越烧越大。1746年3月，大金川已经将战争的前线推进到了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今康定)仅四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他这次才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以四川、贵州之兵，进剿大金川。

在乾隆看来，大小金川方圆不过数百余里，丁壮仅七八千人，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张广泗在平定相邻地区的苗民起义中，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干，让他“治苗之法治蛮”，肯定手到擒来。

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乾隆是过于乐观了。8月，张广泗在向乾隆皇帝奏陈中称，大金川四处皆山，陡峻无比，而且叛军在险要处皆建一种独特的防御性建筑——碉楼，根本无法攻取。

攻碉难于克城

张广泗提到的碉楼，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其建筑者就是自秦以来就曾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羌人，碉楼是这个古老的民族留在这里的鲜明印记。

至今，从在岷江河谷的松潘、茂县、汶川、理县，直到大渡河上游的丹巴、金川、马尔康等地区，高耸入云的碉楼依然随处可见。这里，被史学家视为“民族走廊”，战争无处不在，随时都会发生。因此，碉楼从诞生之初，就是一个战争防御体系。

当张广泗率军进入金川地区的时候，看到的正是这样的防御体系:金川境内都是陡峭的山地，叛军在险要之处设置碉楼，碉楼以石头砌成，像一个小号的城堡，形状像佛塔。碉楼有高有矮，高的十五六丈，矮的八九丈。

但正是这种佛塔式的建筑却具有极强的防御能力。每个碉楼的四周高下皆有小孔，土司军队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以守代攻，游刃有余。

即使清军能够攻击到碉楼之下，又不得不面临如何进入碉楼的困难，因为碉楼的门、窗都设在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而且极其矮小，成年人必须弯腰进入，根本无法展开进攻，却很容易被里面的人杀死。

对此，被清廷视为“平苗良将”的张广泗想尽办法，“或穴地道，以轰地雷，或挖墙孔，以施火炮，或围绝水道，以坐困之，种种设法”，却无一能够奏效。

更令张广泗头疼的是，金川土司也极为聪明，每座碉楼的大门都设在离地面数米高的地方，门前放置一根活动的独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独木梯，入侵者想要进入碉楼，那可比登天还难。碉楼的门十分矮小，成年人要弯腰进入，门板坚实厚重，有多道带机关的木制门闩，极利于防守。

碉楼的窗口内大外小，敌人从外面爬进碉楼时根本无法施展开来和里面的人打斗，而里面的人却能轻易杀死敌人。即使敌人放火烧，只要将最下层楼板的开口盖住，碉楼底部就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燃烧的柴草就会由于缺少氧而产生浓烟，反而呛了敌人。

所以，清军只能“半月旬日攻一碉，攻一碉难于克一城”，一直到1748年7月，清军损失过半，金川平定仍然遥遥无期。张广泗再次上疏朝廷，希望将战事转攻为守，清军同样修筑碉楼以防御金川叛军。乾隆思虑良久，认为此策不仅主客倒置，而且兵力财力也不允许，更会留下无穷后患，斥责张广泗另谋他策。

此时，整个朝廷都对金川碉楼一筹莫展。乾隆甚至开始病急乱投医，他听说御史王显绪父子熟悉金川情形，则命王显绪征询其父王柔破金川之策，王柔竟然建议请终南山道士用五雷法术以击贼碉，这让乾隆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