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年来，阅读中国文学史之类的著作，遇到文人们年纪轻轻地便被帝王们杀害的章节时，我的胸中便会有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难受。至明代初年，触目皆是鲜血淋漓的文人之厄时，物伤其类的愤懑情绪就更加强烈了。

半文盲出身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想出了三点对付文人的办法。一是笼络，于洪武六年开设了文华堂。二是高压，颁发了“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罪该抄杀”的诏令。三是加密文网，从一字一句上对文人的诗文吹毛求疵，寻找迫害的证据。元末明初的文人，如王冕、戴良、倪瓒、杨维桢等人，皆或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朱元璋之手。王冕在明代建立之前被朱元璋所得，留在军队之中，忽于一天夜间暴卒。戴良于洪武15年被召至京师，坚决不当朱元璋的所授之官，于第二年自杀于寓舍。当朱元璋得知倪瓒不愿为己所用且有洁癖时，就想出了一个下流的办法，把倪瓒投于厕所之中，使其恶心而死。杨维桢不应朱元璋的征召，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高山肯为秦婴出”，朱元璋闻之，便说“老蛮子欲吾杀之以成名耳”。杨维桢自知不免，遂自缢身亡。

二

明代建国之初，青年诗人高启还是十分兴奋的。毕竟，战乱之苦是不用再受的了。虽然元末的社会现实使高启写出了不少诗歌，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也。但他肯定还是向往着过上太平日子的（“宁为太平犬”这句古诗，意味十分丰富。中国人的价值之低，由来已久）。对于那位马脸的皇帝，高启一开始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赞佩的。他在《登南京雨花台望大江》的最后写到：“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并且，高启还接受了朱元璋的任命，当上了一个翰林院国史编修的官儿。但时间不长，高启便对朱明政权产生了厌恶。朱元璋在政治上的高压政策，使高启具有了如履薄冰的恐惧感。这在他的《步至东皋》一诗中有所表露。诗云：“斜日半山明，幽人每独行。愁杯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在这种心态之中，高启对于提拔他为户部侍郎的诏令，固辞，归隐于他的老家青丘。高启这样做，是很符合他的个性和品格的。他的《青丘子歌》，便是他自由洒脱性情的自然流露。高启说他是王云阁下的仙卿，说他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这样的人物，是不适合当官的。可是，朱元璋这个伙计与元代的皇帝不同，士人们的隐居使他难以容忍。对于高启的辞官不做，他当然是十分的恼火了。此外，他对高启的那首讽刺宫庭淫乱的诗也是早就心怀不满的了（高启的诗为《宫女图》，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于是，他就利用苏州知府魏观改修府治案，把高启牵扯进去，将其腰斩于市。是年，高启仅仅38岁。

与高启同为明初诗文代表人物的刘基，其命运与高启相比，也没能好到哪里去。元亡之前，刘基的诗文就已经写得很好了。他诗文兼善，寓言文尤为超拔。他本可以以诗文自娱优悠卒岁以至得享天年的，却偏偏在朱元璋迫逼下，硬着头皮出山，成了军师之类的人物。刘基不只是一个书生，对于军事，他也十分内行。我曾看过他写的一本《百战奇略》，感到其中充满了智慧。帮着朱元璋打下天下之后，对于朱元璋隐秘的内心世界的洞悉，他有着政治家的敏感。因此，他的忧生之嗟，比高启来得还要强烈。入明以后，他的诗作的题材变窄了。变得心灵内敛，惴惴得很厉害了。他的《感怀》一诗这样写到：“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他为了全身避祸计，称老退隐于故里山中，但还是没能幸免于难。64岁那年，朱元璋听信与刘基有宿怨的胡惟庸的虚妄之言（胡惟庸说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刘基想据为自己的墓地），剥夺了刘基的奉禄。刘基心中大惧，入京谢罪后居于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便忧愤而死。刘基的死因，还有另外一说，说是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明初尚有杨基、张羽、林鸿、刘崧、袁凯、孙贲等人，大多被朱元璋迫害得死于非命。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朱元璋这个流氓的屠刀真是锋利无比。

三

高启、刘基这一大批文人凋谢了，残酷的现实吓破了文人们的小胆。他们知道了皇帝的厉害。他们开始慢慢地变了，变得老实了、听话了，变得“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如一条小狗一只猫咪了。于是，统治明代文坛几近百年的台阁体，就在渐渐地孕育着了。台阁体的执牛耳的人物，是三位姓杨的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是也。这三位伙计为人的基本的东西，从杨荣迎接野心得逞的朱棣进入南京时说的那句话上，就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了。当时，朱棣气壮如牛，昂首马上，“荣迎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两句来得真是太漂亮了。朱棣是什么人，立即就听明白了杨荣的本意是想让他先去谒陵，然后再去即位。自此，成祖皇帝便对杨荣青眼相看了。杨士奇、杨溥两位，也先后得到重用。明英宗初年，三杨以大学士身份辅政。这标志着文人与皇帝的关系达到了一种亲和的程度。应该说，这种亲和，是被皇帝的淫威所吓出来的。这种关系表现在诗歌上，情形是这样的：三杨虽然推崇唐诗，但只着眼于“以其平和易直之心，发为治世之音”（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他们写作了一批“圣谕”、“代言”、“应制”之类代替皇帝说话的东西。在散文写作上，他们学习、摹仿欧阳修散文的平舒柔婉的风格，写了不少“墓志铭”、“神道碑”、题序等等应酬捧场的作品。他们的诗文，由于皇帝们的喜欢和提倡，从永乐以至成化、弘治（1403至1505）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不深受影响。于是，便出现了从上到下人人只会写一些内容上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艺术上平庸呆板、毫无生气的诗文的沉寂局面。文人们，变得千人一腔、万人一脑了。

我很想能把三杨的诗文找到，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地给帝王们搔痒、拍马的。可惜，搜遍书房里百十本明代的书籍，就是找不到。光文学史之类的著作，我手头就有七、八种之多，但没有一种引用三杨诗文的。像博学如郑振铎先生，在提到三杨时，也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了事。文学史家们在引用作家的诗文时只选优秀之作的做法，只能给读者一些正面的信息和判断，不利于全面地了解文学史上的复杂现象。正在愁闷之际，在一本刚出版不久的文学史中，见到了这样一节文字，大意是说官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的丘仲深，写过一部名叫《伍伦全备忠孝记》的传奇。此剧情节全是伦理概念的图解，毫无生活气息可言。踏破铁鞋，终于找到了一篇“台阁体”台阁大员作品的题目，也算是慰情聊似无吧。

三杨等人，都是高官厚禄而且长寿。其中，杨士奇79岁，杨荣70岁，杨溥74岁。三人几乎都比高启多活了近四十年的时间。

四

历史是无情的。三杨虽然生时得意、顺遂，但死后，死了几百年之后，就没法与高启、刘基相比了。高启虽然只活了38岁，但将其诗歌放在有明276年的历史长河当中与别人相比的话，也称得上是优秀之作。刘基的散文，至今仍放射着深刻的思想光芒。这，也许就是一种历史的公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