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金庸武侠内地“开禁” 邓小平“先睹为快”
2008年12月08日 11:47天天新报 】 【打印

【新观察】 新时期大众文化生长史“标本”

大多数人(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年少时就已接受了金庸等人武侠小说的精神洗礼。当时金庸小说风靡内地,几乎和早前的“毛选”一样普及。而且,许多人读的都是盗版,还夹上了硬纸板封面。

那时,很少人会把金庸当作经典作家,更不会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带着虔诚、神圣的心情展开阅读。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古龙、琼瑶之流,都被扫入精神污染范畴,为此还引发过无比激烈的口水仗。

金庸作品的阅读文化嬗变,是解密新时期大众文化生长史的一把钥匙。改革开放前,这些东西统统被视作资本主义精神毒草。因为改革开放,内地才得以接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流行港台的通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金庸武侠实乃市场化改革在通俗文化领域的体现。金庸作品从盗版流行直至踏入通俗文化经典的殿堂,正是市场化改革最终成为主流话语的真实表现。从这上面,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力量和保守思潮在文化领域的消长。

改革开放为人们带来了更多审美选择。具体到金庸作品,犹如一门响炮激发了内地沉睡的审美意识。通俗文学未必如传统经典那般具有深刻的人文启蒙意味,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场大众化启蒙运动。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以《读书》杂志为开端的精英化启蒙运动。金庸武侠及其他通俗作品,就在于恢复人们的基本审美能力。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普遍缺失的人文素养。

经历长期政治运动,内地的审美水平严重退化。样板戏、《金光大道》一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被神化了的鲁迅,几乎是改革开放前内地全部的精神抚慰剂。直到金庸武侠大行其道,才彻底改变了内地的人文版图。

正如许多人一样,我甚至说不上为何喜欢金庸作品——虽然我将《鹿鼎记》列入影响自己的几本书之一,或许就是满足于从中获得阅读快感。但正是这种纯粹的阅读活动,在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不无颠覆性意味。

那时候,几乎每本书的前言都要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很多作家和学者都得谦虚地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够。从这一点来看,金庸武侠及其他通俗作品的流行不啻一波全新的阅读思潮。懂得何谓纯粹的阅读,这片精神的土地才不再只有一种颜色。从接触通俗文化开始(当然,有人从别的途径获得精神启蒙),“读者”复活了,多样化的世界本真也复活了。这一切,既契合改革的精神指向,也推动了内地文化领域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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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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