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蒋”主将王玉瓒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发动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华清池“捉蒋”经过仍然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华清池“捉蒋”经过为何扑朔迷离？

张学良将军亲口面谕，由上校营长王玉瓒率卫队第一营步兵连(含手枪排)和骑兵连，去华清池完成“捉蒋”任务。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先是提升了王玉瓒、孙铭九等有功人员，后又担心执行“捉蒋”任务的卫队第一营官兵会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每人发了一笔安家费，遣散参加“捉蒋”的主要官兵，王玉瓒离开了东北军，隐姓埋名，远走云贵。1949年王玉瓒任云南省荣军第23临时教养院院长时，参加了云南起义，1950年本人要求回祖籍辽宁省黑山定居，随后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因他是国民党军上校，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错误判处有期徒刑12年，在抚顺监狱服刑。王玉瓒刑满释放后，又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被送到偏僻山沟里管制劳动15年，直到1979年“地富反坏右”全部摘帽，他才恢复人身自由。因此，张学良卫队第一营官兵执行“捉蒋”任务的真相，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王玉瓒“摘帽”后，他给叶剑英写信申诉，要求平反。由于王玉瓒率领的卫队第一营官兵，曾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团出入张公馆担任警卫，他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在叶剑英的亲自过问下，抚顺市公安部门花了三个半月时间，行程八千多公里，调查了20多条线索，终于查清了王玉瓒的生平，作出“爱国”、“正义”、“有功”的结论。1980年，王玉瓒被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

为了澄清华清池“捉蒋”真相，1981年12月31日，由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主持，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华清池“捉蒋”真相辩论核实会，王玉瓒、孙铭九、郭维城(张学良机要秘书)、朱宗愈(张学良随从副官)、张治邦、陈大年(东北军骑兵第七团团长)、张学铭(张学良二弟)、宋黎(北平学联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素及王玉瓒亲属迟文礼等人参加，经过几天的辩论核实，终于澄清了孙铭九口述的多处漏洞。孙铭九回忆说:“不料他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现，他先开了枪，我们一个班长王德胜开枪还击，把他打倒”。事实是华清池头道门是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马体玉排守卫的，绝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孙铭九回忆说:“我们趁黑夜冲进二道门，直捣五间厅”。又说:“同蒋的卫队杀成一团时，还不知道蒋住的五间厅的具体方位”。事实是华清池二道门和五间厅是蒋介石贴身侍卫把守的，岗哨一班四人，一个班长带队，守卫甚严，怎会未有人发现？不知五间厅的具体方位，焉能“直捣”？实际上，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王协一连官兵50人，12月10日晚才进驻灞桥镇，华清池“捉蒋”行动开始后，孙铭九才率卫队第二营赶往华清池，此时蒋介石已从住处五间厅三号房逃往骊山。孙铭九自己也承认:“我那时因等候白凤翔，是后到的，我没看见，是听王协一连长说的”。这次会后，全国政协文史办编印的《文史通讯》1982年第6期和《文史资料选辑》第121期，以《临潼捉蒋史全貌已基本查清》为题，对这次辩论核实会作了如实报道。

但是，由于《文史通讯》和《文史资料选辑》只在全国政协系统发行，外界很少有人能看到。时至今日，史书上、报刊上、影视上介绍“西安事变”时，仍按照美国记者爱迪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引用的孙铭九回忆，以致以讹传讹，长期得不到纠正，实在是一件憾事。

●执行华清池“捉蒋”任务的主将是王玉瓒

根据亲历者王玉瓒的回忆，1936年10月23日和12月4日，蒋介石为督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配合中央军“进剿”北上抗日已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中央红军主力，两次到西安，他的行辕都设在临潼县南门外华清池内，蒋介石只带了贴身侍卫二三十人，守卫华清池的都是张学良的卫队第一营。王玉瓒根据张学良的要求，派王世民连长率步兵连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和附近公路，派邵兴基连长率骑兵连驻十里铺，担任从十里铺到临潼城的巡逻警戒，派金万普排长率领的手枪排驻灞桥镇，担任该地警卫。蒋介石到达后，进入华清池的二道门以内和行辕五间厅的守卫，均由蒋介石贴身侍卫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