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97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私有制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我国已有私营企业主30多万户，在一些沿海省份，有的私企甚至雇工超千人。不过据权威部门调查，这其实还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统计，当时，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量比注册数还要多出一倍。这样，我国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敏感词汇——私营，在不经意间就出现了。

显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越摸越深，所有制问题无可回避地摆在了社会面前。据未曾公开的消息报道，在这个问题上，思想理论界1995—1997年初曾先后有过四份“万言书”，分别从国家安全、反和平演变、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方面，对私有化及价值取向进行全面围攻。媒体舆论上，围绕“公”“私”之争，理论交锋也没停止，连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党内大报也先后加入其中。部门报纸如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地方报纸如上海的解放日报、深圳的深圳特区报等等，也都纷纷加入了讨论。

在这种纷争不断的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时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良久的讲话。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讲话全文有两个要义，一是高举邓小平旗帜，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姓“公”姓“私”的争论，但针对“左”的批评显而易见。“5.29”讲话后，国内政治情势上在一段时间并没把该讲话直接与“第三次思想解放”相联系，直到8月12日，中国经济时报一篇《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君如》，以及十五大召开当天，还是中国经济时报在9月12日头版，以《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为题，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碰撞进行总结概括，这样，江泽民的“5.29”讲话才正式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一起见诸于媒体表述之中。

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国内这种宣传上的策略出于何种考虑，甚至，在《江泽民文选》中至今也无法找到这篇讲话原文，但这次“静悄悄”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已从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中明显感受到。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抓大放小”实施战略性改组，股份制、合作制、租赁承包等所有制形式先后出现，民营、私营企业比重逐年上升，医疗、住房、教育等改革也随后跟进，市场经济步伐在全国明显加快。

不过，在今天，也有学者对当年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提出质疑，质疑的主要点是说，在内容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解决的问题，是第二次大解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延伸，它们属同一层面，完全可以划归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延续之中。还有人提出，现在社会对住房、医疗、教育改革反映较多、意见较大，如把它们纳入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之中，会不会形成对这次大解放的否定？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第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有无必要分开完全可以展开讨论，但必须看到，它在当时确实对人们解放思想起到了促进作用，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至于住房、医疗、教育改革存在不足，它不属于改革自身的问题。换句话说，不是应不应改革，而是应怎么改、改什么，有问题也是改革进程中所发生的偏差，它属另一方面的话题，与思想解放本身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