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搞特权的干部。当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是28年前《中国青年报》抛给读者的问题。

谁在搞特权？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搞什么特权？他在北京一家名叫“丰泽园”的高级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在当时相当于一名普通干部一个月工资，但“付的不过是一碗汤钱”。

面对这样一位“职高权大的‘特殊宾客’”，丰泽园饭庄当时20多岁的全国劳模、厨师陈爱武是这么办的:他先找饭庄党支部的几个委员，又到市服务局“上访”，但都不管用。最后，他写了一封检举信，直接寄到中纪委。

不久，中纪委查实情况，发出通报，批评王磊，表扬陈爱武。原本这已“内部”解决，但是，《中国青年报》却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这一事件公之于众。

“这是建国以来报纸公开点名批评的最高级别现职官员。”采写这一报道的记者马北北今天回忆说，“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

当时，马北北只有25岁，刚刚进入报社。初获这一线索后，她立刻向编辑部汇报。时任副总编辑的钟沛璋经过慎重权衡，决定展开调查。“最多就是把副总编的职务撤了嘛。”钟沛璋事隔多年后回忆说。

那时，《中国青年报》正开展“怎样认识人生意义”的人生观大讨论。“待业青年”等词汇经常出现在报面上。一家工厂开舞会，书记厂长与青年共舞，这样的新鲜事也可以登上头版。党中央刚刚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育一个孩子。而那时的《中国青年报》，一份只卖4分钱。

那是一个人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生活节俭故事津津乐道的年代，而一个部长竟然在饭庄“吃乌鱼蛋汤这样的高级饭菜”。当时的报上还记载着邮电部部长嫌“红旗”牌专车太费油而坚持要换一辆普通轿车的典型事迹。那时人们对领导干部走后门、拉关系、以权谋私深恶痛绝，“腐败”一词还不流行，人们斥之以“搞特权”。

“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了，怎么还能允许这样的封建特权存在呢？”钟沛璋说。编辑部当即派出一名老记者带领马北北进行调查。两人采访了各方人士，掌握了商业部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留下的记录和菜单。经由记者协调和努力，中纪委在报社送去的审核稿件上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

10月14日，中纪委发出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的通报。16日，《中国青年报》以最快的速度将报道刊出（注:当时一周出三期，15日不出刊）。报道中披露:王磊仅自1977年以来，到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那一年他吃的两次存有菜单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

这一天，报纸头版最显著的位置给了这篇《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的报道，并配发了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社论说:“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这天清晨，一列从西安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旅客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这则报道和社论，有人记录下这样一幕:“正在吃苹果的解放军战士，把正咬着的苹果放下，伸直了脖子细听，正收拾行装的干部停住了手，整个车厢立刻静下来。”一播完，“整个车厢里嗡地一下子议论开来。许多旅客连声叫好，有几个人高兴地鼓起掌来。”

就在那时，王磊也听到了电台里的播报。他当天就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了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钱款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这位部长又把这一检查同时送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当天下午，商业部党组举行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同时，王磊在写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的信中称，“听广播之后颇受教育，也颇惭愧，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请你们协助我查清，我在各饭店吃过饭少付的价款，通知我，我也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