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改革新阶段的“百家争鸣”

“皇甫平”的4篇文章，就像“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在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同时，大家还对评论文章的作者“皇甫平”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引发了种种猜测。有许多读者、特约评论员都把它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作为“皇甫平”核心人物的周瑞金却做了另一种解释，他说，“皇”按照他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而“甫”字也不念“浦”，而读作“辅”。选“甫”字，是取“辅佐”之意，即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含义。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会比较自然。

1991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公开表示支持“皇甫平”羊年4篇改革文章的观点。与此同时，很多报刊却纷纷发表文章，提出批评意见。就在“皇甫平”发表《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第三天，《当代思潮》就发表了题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的文章，公开质疑和挑战“皇甫平”。该文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种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接着，《真理的追求》又发表了题为《重提姓“社”与姓“资”》的文章。此文竟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一类人，批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北京一家刊物也发表了文章，从七个方面系统论述要不要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并把对姓“社”姓“资”的回答与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联系起来。

不久，时任中宣部的领导给上海市主要领导打电话，亲自过问羊年4篇改革社论的具体情况，同时派出调查组到上海调查此事，并要求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周瑞金担心此事会演化成上海的第二次报道事件，于是就找到正在上海办事的杨尚昆的长子杨绍明。杨绍明在详细了解到4篇改革社论的真相后，当即飞回北京，向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听完汇报，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主要领导同志，告诉他们《解放日报》刊登的4篇改革文章的内容都是小平最近的讲话精神，立意很好，值得肯定。

4月17日，周瑞金又专门给上海市委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以及北京与全国理论界的反应，特别提到台湾报纸利用此事歪曲事实、挑拨中央领导关系等情况。上海市的3位主要领导在审阅该报告后，并没有批评“皇甫平”文中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度提出了诚恳的批评。对此，周瑞金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冷静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的这场思想交锋，及时抓住了它的要害。随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说: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还告诫大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人们对姓“社”姓“资”争论去末归本、“皇甫平”羊年“四论改革”逐渐深入人心时，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以这一独特方式，发表了一系列极富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这也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深刻总结。邓小平的南方重要谈话，不仅给中国改革大业拨正了航向，而且也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