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达的时候，工厂周围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可供消遣的玩意。翁纯贤偷偷跑到中专班去读书，那时候想读书了，因为看到很多人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出来后，都能当上单位的领导。在朋友的介绍下，她到了一家成立不久的南玻公司，待遇和以前差不多，关键是这里不用加班，而且这边很支持读书，“只要跟你工作有相关的，就可以去读，公司报销70％，所以，过来之后就去暨南大学的会计班读书了。”

1989年，在南玻的试用期结束后，公司准备录用她，但同时也告知一个规定:女员工刚进公司三年内不能生小孩。当时刚结婚两年的翁纯贤坚决反对这个规定，又回到了凯达。一个月后，她怀孕了。

第二年，儿子出生。按照当时的规定，翁纯贤有56天的产假。休完假回工厂的第一天，同事告诉她，国家出台了新政策，现在的产假是90天。她便直接回家，继续休假。再次回到工厂的时候，工厂领导有意见，认为她应该按照刚刚休假时的政策，56天后就回来上班，所以不给她发休假的底薪，她便把工厂告上法庭——这在当时是个大新闻，某种程度上，也是打工族权利意识觉醒的开始。

“当时蛇口有个职工俱乐部，有时会给打工妹放电影，有一次放电影之前，就有通告说，凯达公司的翁纯贤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大家要向她学习。南玻的人知道后，就说你既然跟凯达的人闹事了，就过来吧。”翁纯贤说。

这里已经不是大工地了

现在的翁纯贤依然渴望读书，喜欢考试。到了南玻集团后，正是一次内部招聘销售人员的考试，让她开始改行的。“ 我们这里是一个男工企业，女员工本来就不多，那次考试就我一个女孩子去了，结果竟然考了第一名。”她便从统计改为做销售业务。当时能生产外墙玻璃的国内只有两家，南玻是其中之一。那是供不应求的时代，很多装修公司都得来求她们供货。近 10年过去，现在的翁纯贤已经是区域销售经理，不过，压力已是今非昔比。

“前两年，感觉自己很累，很多竞争对手，就想要不给自己换一个工作，但换什么，会计吗？我一直都有会计证，虽然没有从事会计行业，但每两年都会去学习考试。但换一行，又那么生疏，隔行如隔山，还是算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坚持的结果是，翁纯贤和深圳一样经历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同为经济特区的翁纯贤的家乡汕头，却经历了另外的发展轨迹，如同她现在回家再遇到当年的高中同学，彼此的生命轨迹都向不同的方向奔去。大部分人已经下岗，在家里过着惨淡的日子，当年那些一起来到凯达又回去的同事，大多数也不尽如人意，而这些人当时回去的原因，主要是1980年代中期的汕头有一条特殊的发家致富之路:卖批文。“很多回去卖批文的，钻政策的漏洞，赚得很多，我宿舍里五个人就我一个留下来，但她们现在都不如我了，都没有真正的发展，没发展，过了政策的时期就不好了。”

后来，这些人想再到深圳来，却发现这里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工地了，“大学生到处都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很难找到什么工作”。翁纯贤的哥哥也在此行列。“当时他在家乡教书，她叫他出来，一方面当时是预备党员，想着再过一年就可以成党员了，一方面母亲身体不好，想在家里照顾母亲，就没出来了。现在，他在老家当个校长，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如深圳的一个普通老师的收入，但现在想再过来，已经很难，”翁纯贤说“1982年前后，想来深圳当老师是很容易的，只要是个大学生，绝对能找一个好单位。”

时代不同了，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