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2年11月17日，连孙书林也配合改革、自愿下海了。和周边县市比，绥芬河人开始习惯了“不图安稳、不靠国家”，当然，没人会想到，这2000多家公司中的绝大部分熬不过1993年。

王学文也随之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中国的服装、小电器、方便面一车皮一车皮地从绥芬河运出，而苏联积压的钢铁、木材、汽车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得意之作便是用2000吨玉米换回了50辆拉达轿车，从1990年到199 2年，三年时间他的身家已超千万。

王学文记得，1991年他牺牲了春节，拉着家人陪苏联一位主管物质出口的厅长在国内旅游，“北京、上海都去了，还得防着他被‘特务’挖走。”所谓“特务”，是竞争对手为了挖墙脚而安插在各大宾馆附近的人，“那时候都想抢苏联的官员和国企老总啊，抢到了不久就只跟你签合同嘛……”

而据绥芬河一位做了多年外贸的“倒爷”说，国内向苏联出口粮食、棉花等需要配额，而对于个人来说，买车票、边境盖章也要凭本事。曾在史志办工作过的周艾民回忆，90年代以后，“条子”在绥芬河开始卖钱了。

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

贸易伙伴中唯一没被“抢走”的人叫亚柯夫，这个俄裔犹太人就是玉米换轿车生意的合作者。1993年，亚柯夫再次找到王学文，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

然后是机场立项。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

又是三年，也立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