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

在1978年前，中国人阶层身份的获得是先赋性的:工人、贫下中农、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不同身份的人有着明显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社会流动处于失序的状态之中。正如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所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冬天，全国有570万考生走进了被关闭十多年的高考考场，迎来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时刻。而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使得原本几乎完全凝固的社会阶层重新获得分化与流动的生机。尽管，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够挤过那道刚刚连接上的独木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对大多数人来说，觉察游戏规则变化时间的先后、手中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与能力，逐渐成为了塑造他们生活品质的根本因素。随着政治从社会生活缓慢抽离，个人得以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粗略说来，我们可以大致将这30年改变命运的重大机会罗列如下:

高考——1977年是中国才子们的狂欢年，高考的大门重新开放，这仍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路径。以200 8年高考的录取率为例，最高的省份达76.8%，即使是最低的省份，也有33%。这和30年前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倒爷——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形成了所谓价格“双轨制”。“双轨制”是“倒爷”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中俄边境贸易的开放，造就了“国际倒爷”。当年一句流行的谚语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倒爷”虽被人诟病，但在客观上融化了计划经济的坚冰。

打工潮——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20多年严苛的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此后几年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转移。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沿海地区的开放，农民涌向沿海的大城市。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打工潮呈波澜壮阔之势。最新的《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剩余劳动力10年内不会枯竭。

裁军——新中国建立后，历经十次裁军，其中1985年的百万裁军最为引人注目。

炒股——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从此股民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上演各自的悲喜剧。

下海——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1992年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留学——上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前期，中国海归主要是在科技教育领域做出了贡献。到了1990年代后期，当代海归在创业方面开始发挥突出作用。

新经济——新经济时代，一批网络新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崛起，与之前“92派”不同，他们的企业与政商几乎毫无瓜葛。

海选——当李宇春成为超女冠军时，她不经意间完成了中国人命运改变的民主转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一种商业的幻象。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表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总体趋势也在与体制逐步拉开距离。然而，改革所开启的向上流动的命运之门，是否还会越开越大，或在一个阶段的阶层关系调整之后，因为既定利益阶层的阻扰，因为改革的乏力，而再度趋于封闭？当应届大学毕业生在各个求职会上不断消耗自己的青春热情，却只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薪水时，或者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再有那么确切的答案。所以，回望30年的社会流动，我们时而欢欣，时而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