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美三方合作遣返日侨

作为“二战”中承受最大民族牺牲的战胜国，中国人民无法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光”政策，无法忘记中国富饶的物产被劫掠，无法忘记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死于日寇的屠刀下。但是，中国人民在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而以最博大的胸怀、最人道的态度开始遣返日侨工作。

东北光复后的第四十四天，即1945年9月29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就提到“东北（满洲）日本人遣送计划”。

1946年，经当时的“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张群）协调决定，除丹东的日本侨民7．5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大连的日本侨民27万人由苏军直接遣返之外；在东北地区的其余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到葫芦岛港进行遣返。

尽管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争夺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返日侨这件事上，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相互协调，互为方便。当时，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约有30万人，国民党控制区内的日侨有80万人。双方经协商，决定分批分期有序遣返日侨。当时国民党东北行辕成立了日侨俘管理处，处长和3名副处长均为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驻沈阳代表饶漱石、伍修权等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遣送日人管理处处长则由李敏然（李立三）出任。

整个遣返日侨的过程是一个强调法制和秩序的过程，是自始至终充满人道主义的善举。在当时制定的计划中，反复强调“为便利日侨和减少途中困难，以保全家老小一同遣送为准则。”“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它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中国政府仍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13441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据《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仅1946年5月至8月，遣返经费开支就达14711．9218万元（东北流通券），其中仅日本侨民伙食费就支出了1．2亿多元（东北流通券）。中共控制区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周保中也签署命令，要求对遣返日侨中无力购粮者“可按旅程日数发给每人每天一斤半粮食、十五元菜金。”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给日侨中的小孩老人腾出热炕，端水送饭。有一次，葫芦岛的日侨转运所爆发霍乱，致使数以万计的日侨滞留沈阳，薪材出现短缺。中方立即从抚顺紧急调运燃煤500吨。为了保证日侨俘及时治病，在葫芦岛还专门设立了有外科、肠道科和妇产科的医院，并保证了足够多的床位。为了便于日侨了解遣返政策和进程，中方甚至还办了一份日文的《东北导报》，前后共出版了498期。

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实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日本人自己编写的《满洲国史》也承认，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