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着力描述的部分，其史实的叙述无大差别，基本理路如下：

长孙无忌不仅是太宗十分信任和器重的大臣，也是太宗皇后长孙氏的兄弟，他在太宗选择后嗣的为难处境中态度坚决，拥戴李治，又受命辅佐新皇帝。高宗上台后，长孙无忌以元老的身份处理朝务，位极人臣，高宗十分尊敬这位舅舅，朝廷内外，凡大事小事，都与宰相舅舅协商。然而，在自己后廷家务之内，高宗看中了武则天，试图以她取代皇后王氏，但受到长孙无忌的阻挠，他以王氏出身高门、礼法修行有度为由，拒绝高宗的更换，于是出现纷争，甚至在朝廷会议上剑拔弩张，最终武则天取代王皇后，长孙无忌遭到贬黜，被迫自杀了。

由于事关大局，特别是朝廷政治的走向，这段君臣的纷争，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史学家们在阅读这段纠葛的往事时，对诸多内情和隐匿不明之处，索引辨证，试图搞清真相。于是有陈寅恪先生的“关陇贵族”与“山东寒族”之争的论说，此说的逻辑是：武则天取代王皇后，标志着唐朝关陇贵族集团掌控朝政的局面被打破，来自山东的非贵族势力就此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新一轮的社会变革，从而告别了门阀政治。继此之后，围绕王、武嬗代之后的政治动向，有所谓庶族地主代替贵族地主、新兴地主与南北朝旧世族之争、关中贵族官僚与关外一般官僚之别，乃至重臣集团与新官僚集团的互动等等的议论（胡戢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这些都是学界着力的地方，应该说比较透彻地澄清了不少的隐晦和迷暗。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相反，他认为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实际上是权力的“二元结构”，我这里还是引用一段他的原话，即：“皇帝跟长孙无忌的这次交锋，充分反映出了这个时期朝局的根本症结：君臣二元结构。名义上皇帝是政权的最高责任人，但是实际上因为有一个权臣的存在，皇帝的实际权力得不到落实。朝廷中存在着两个权力核心，皇帝与权臣。这样，就势必发生矛盾冲突。永徽时期的二元政治结构，一方面是唐高宗，另一方面是长孙无忌。”（第三讲《舅舅当家》）

既然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在处理朝政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冲突：皇帝是权力的核心，以他为主掌握政权，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但舅舅的威望超越常人，他周围形成了自己的党派，控制着实际权力，这一山二虎，或借用传统的话语“睡榻之下岂容他人安身”，明摆着要起冲突的。按照这个思路，作者接着以册立李忠为太子、处置房遗爱谋反案为线索，刻画出长孙无忌权力的暴涨，特别是通过房遗爱的案件，清除政治隐患吴王李恪、高宗之叔李元景乃至名将李道宗、薛万彻等人，进而形成长孙为首的核心势力，“名义上皇帝统管一切，实际上大权都在长孙无忌手中”（第五讲《长孙的巅峰时刻》）。

面对着此情此景，高宗如何处理呢？

作者用了一个词——“突围”，借以表达年轻皇帝对舅舅专权的不满。于是，武则天、王皇后有关后宫位子争夺的情感因素，就被赋予了外廷政治冲突的色彩。这时候的皇帝，不再是默默的忍让，也不再悲情痛声，表现出来的则是坚忍不拔，他那外表仁弱背后隐藏的机智和主见，第一次明确地彰显出来，而且一发就不可收拾：先是免除皇后舅父柳奭的中书令职务，继之切断后宫与外廷的联系，然后是废黜长孙周围的同党褚遂良诸辈，最后矛头所向，直指长孙无忌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