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时，陈季同也在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一个对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国。他期望用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替代原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一种极恐怖的印象”。在陈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乌托邦，几乎没有痛苦、丑恶，有的只是美德和快乐，一切都令欧洲读者悠然神往。实际上，陈季同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混为一谈，把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中国描绘给欧洲读者。

比较是精神的习惯。每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都离不开比较，否则就无法区分事物，也无法认识事物的特性。比较对陈季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一生处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经常会在精神上遇到两种文化的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双方加以对比，品评高下，决定取舍，久之，中西文化比较成了他的一种思维习惯和癖好。由于陈的著作致力于使欧洲人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遥远、陌生的东方古国，需要用西方人易于领会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诠释，这时候只有比较才有说服力。陈季同在《中国的戏剧》中称自己所进行的是“比较风俗研究”，这种方法贯穿于他的西文著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层问题，还是涉及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深层次问题，“比较风俗研究”都促使陈季同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新的思考。由于陈的外交官身份和让西方人理解中国风俗的写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经常站在“抑西扬中”的立场上发言。但我们也应承认，“比较风俗研究”方法的不断运用，使陈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文章中已开始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会为中国的缺陷而自责，尽管这种时候还很少见。毕竟，比较使人清醒。毫无疑问，陈季同偏爱中国文明，他在比较“地

球对立两级的”东西方文明时认为：“你们的较为狂热、激烈；我们的较为平静，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相称”。他还是为自己属于一个古老国家而自豪的。而十几年在西方的生活，亲见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华帝国的气象则要沉闷许多，他对东西两种文明孰优孰劣很是困惑：“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两种文明是相反的：我们的想法和行动都不同于欧洲人。这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只有未来能做出裁决”。这种困惑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中国现实状态的清醒，是一种摆脱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虚骄自大情绪的危机意识。

陈季同这位晚清外交官在欧洲的经历，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据笔者所知，在陈季同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很多内容是首次翻译、介绍到西方，因而陈季同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而此前，这样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担当的。对于陈季同的关注，将拓展我们审视晚清乃至20世纪中西文化关系的传统目光，即在西学东渐或西化的大势中看到另一种反方向的运动——中学西传的潮流。这一反方向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西风西雨的强力侵袭而减弱，相反却得到了加强。陈季同之后，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的出现，就是这种加强的明证。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没有单纯的输出方和输入方，这一简单的道理却常常被我们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