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同全身照

陈季同的法文著作文体多样，既有散文、随感，也有小说、戏剧。作者叙事生动有致，议论热烈犀利，文字上具有风趣幽默的特点。这些著作的内容涉及广泛，虽不易简单归类，但主要还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宣扬传统道德伦理，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为主。

19世纪是欧洲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席卷英国及欧洲大陆，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资产阶级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进行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人的自信。“欧洲中心”成为他们审视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与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机勃勃相比，清帝国已过了它的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在军事、经济等物质文明领域已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列强。但大清帝国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数人对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现实处境懵然无知，还沉醉在中央帝国的虚幻优越感中。当两个世界发生冲突时，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虚弱朽败便暴露无遗，失败的结局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此时，18世纪欧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国乌托邦被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腐朽的、道德败坏的民族；中国人绝对的邪恶、残酷，在各方面都已堕落。”这成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欧洲思想家抛弃了中国实行“开明君主专制”的乌托邦，转而接受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甚至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的观念。实际上，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西方在科学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也是

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更为惊人的转变是，中国从原来文明灿烂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未开化”的蛮族。当时“未开化”（或“野蛮”）这个词成为形容中国的套话，如英国《笨拙》（Pu n ch）杂志1858年4月10日刊登的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中，用“残酷”、“顽固”、“狡猾”、“胆小”、“流氓”、“混蛋”等贬义词丑化中国人，即使抛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明显的蔑视和敌意，以及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领土的扩张而产生的自我优越感。

由于长年生活在欧洲，陈季同对此感受最为强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陈季同的著作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愤懑情绪，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时，陈季同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这种愤懑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致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串于这几部作品之中。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

陈季同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中国人对这些偏见的愤懑，但有时表现得矫枉过正，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意识。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欧洲公众并没有责备陈的这种“名正言顺”的“偏爱”，他的著作大都能畅销，受到读者欢迎，《中国人的自画像》再版十几次，对于破除欧洲人的偏见起到很大作用。后人评价说：“在中法战后，黑旗军遗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一种极恐怖的印象，陈季同将军来调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盗之外，还有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于是乎大家就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