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薛暮桥在西柏坡

西安结婚

那次，一共从延安派了二十多个干部去华东，女同志有两个。1938年底，我和在党校学习的涂振农、陈光、饶守坤等二十多人，带上行装，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去南昌。

从延安去西安用了两天的时间。当时，下着雪，雪花漫天飞舞，寒风刺骨，天气特别冷。但我们这些马上就要投身抗日前线的年轻人，感受的只是内心的火热。一路上，曾山对大家都很好，他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我们所有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曾山在路上还给我们讲了两个苏联故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富翁到苏联旅游，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苏联姑娘。大富翁便向姑娘求婚，说他有很多很多财产，只要你同我结婚，我的财产都可以供你享用。姑娘回答说：“先生，我们苏联有辽阔的国土，富饶的资源。作为苏联公民，这里面都有我的一份，不比你那一点财产多吗”姑娘谢绝了他。那个大富翁被奚落了一顿，灰溜溜地走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有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到苏联的幼儿园参观，孩子们看到资本家太太手上戴着金镯，都很惊奇，资本家太太问孩子们奇怪什么，孩子们回答：“在奴隶社会，这是奴隶的标志呀”那资本家太太感到晦气，赶快离开。

这两个故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这两个故事反映了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们对金钱、爱情的态度。我对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很长时间，也有了单独相处的时间。曾山和我深入谈过几次话，起初他对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后来，曾山对我说，他爱我，要我和他结婚。

我既爱他，又怕结婚，很矛盾。我从小是童养媳，就对结婚挺害怕的，长征路上又看到那么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结婚了。我当时想，结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而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对曾山的感情压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来电催曾山想办法快到东南分局去处理工作，而这时几个年轻同志闹着要曾山和我确定关系再走。曾山也想快点走，和我商量后，向中央组织部打电报申请结婚。很快陈云同志回电，代表组织批准。同行的几个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街上的一个小饭馆，订了两桌很简单的饭，大家喝了喜酒，然后借了办事处一间房子和两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结婚了。

因为东南分局有紧急情况，中央催曾山赶快走。结婚后，曾山只在西安住了两天就走了。他是一个人搭乘飞机从西安先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坐飞机到了南昌。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时间很短，这期间又要学习，又要工作，一切都实实在在、平平淡淡。组织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说到一起。曾山这个人，一见就能感觉到，他善良、稳重、可靠、思想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